“晉宋齊梁唐代間，高僧求法離長安。去人成百歸無十，后者焉知前者難！路遠碧天唯冷結，沙河遮日力疲殫。后賢若不諳斯旨，往往將經容易看。”這首《求法詩》寫的是中國五百年間西行求法僧人的艱難歷程，為了求法他們艱難備嘗，九死一生，有的勞頓積苦，客死荒途；有的貧病困頓，中途折返；有些人則久居異國，歸鄉不得。這首《求法詩》的作者，就是中國佛教史上與法顯、玄奘齊名的義凈法師。

義凈（635—713），俗姓張，字文明，祖籍范陽（今涿州市）。祖上曾當過東齊郡守，后來看到兵荒馬亂，舉家移居齊州首府歷城(今濟南市)隱居不仕。義凈的父母都篤信佛法，平日以耕讀度日，廣做善事，教子讀書，誦經禮佛。義凈7歲時，便被送到齊州西南40里的土窟寺，跟著善遇和慧智兩位法師學習，掌握了豐富的文化知識，在佛學方面也打下堅實的基礎。貞觀二十二年（648年），義凈受具足戒，正式成為僧人。慧智見他天資聰穎，就勸他出外求學。義凈辭別土窟寺，來到佛教中心東都洛陽，修習《攝論》等佛經。但那個時候佛教各派紛爭，觀點歧異，典籍的記載和解釋也不統一，因此義凈在學習中產生了很多疑問。于是他又到長安，學習了《俱舍》《唯識》等佛經，但心里的疑問并沒有減少。為了弄清楚佛教各派觀點的分歧，義凈認為必須到印度去取經求法。

咸亨元年（670年），義凈在長安結識了并州的處一法師、萊州的弘祎法師，相約共同到印度取經。在去廣州的途中，處一和弘祎兩位法師先后離去，義凈只好獨自前往。咸亨二年（671年）秋天，對義凈來說是一個重大轉折，他遇到了要去龔州（今廣西平南縣）上任的州官馮孝詮，并邀他一起去廣州。馮孝詮和家人都信奉佛教，并且家資雄厚，他們敬佩義凈西行取經的志向，答應幫助義凈解決西行的費用。馮孝詮還找到自己熟識的波斯船主，要求他們允許義凈一行人搭船去印度。

咸亨二年(671年)十一月，義凈帶著善行登上波斯商船。經過20多天的海上航行，到達島國室利佛逝的都城寬林邦。到了這里義凈才知道，語言不通是他西行求法的第一個障礙，因此決定先在室利佛逝住下來，向當地的慧寂法師學習梵語。這期間，他徒弟善行不服水土，常常腹瀉，經過多方診治，病情仍然不見好轉，義凈只好找船把善行送回國內。

半年后，義凈的梵語有了一定基礎，已經能夠進行日常簡單對話，就再次搭船西行。咸亨三年（672年）五、六月間，經過15天的海上顛簸，來到馬來半島南端的末羅瑜國。由此向西北航行半月后，到達羯荼。羯荼是個不大的海港，向西隔著大洋與印度半島相望。咸亨四年(673年)二月八日，義凈到達東印度的耽摩立底國，這是東天竺的南界，義凈在這里居住了一年多，跟隨僧人大乘燈學習梵語。

大乘燈禪師邀請義凈與他一起住，指導他重新學習梵文。印度將學藝分為五種，稱“五明”，第一種就是語言文典之學，叫聲明。學好聲明，才談得上學習其它學問。義凈在室利佛逝學的是聲明中的初級梵語，大乘燈禪師考察了義凈的水平后，給他開列的課本是《聲明論》，這是印度梵文宗師波尼尼的權威性著作，專講梵文文法。義凈用一年時間，幾乎足不出戶，才將它學完。

掌握梵語之后，義凈又走上西行的旅途，因為當時世界佛法傳播中心那爛陀寺才是他真正要到達的目的地。耽摩立底雖然距離那爛陀寺不遠，但途中經常有強盜出沒，很不安全，義凈隨同幾百名商人結伴前往中天竺。不幸的是義凈途中染病，“身體疲羸”“孤步險隘”，落在眾人后面，還遭到強盜的打劫，受盡凌辱，幾乎喪命，但義凈還是堅持到底，趕上了大隊，來到朝思暮想的那爛陀寺。

義凈在那爛陀寺向著名僧人寶師子和智月法師等學習經典，研究瑜伽、中觀、因明、俱舍論等佛學，并開始進行佛經的翻譯，同時考察印度佛教教規和社會習俗，前后11年，終于在佛學上取得突出成就。《在西國懷王舍城》一詩中，他這樣寫道：“游，愁。赤縣遠，丹思抽。鷲嶺寒風起，龍河激水流。既喜朝聞日復日，不覺頹年秋更秋。已畢耆山本愿誠難遇，終望持經振錫住神州。”這是義凈在印度時寫的，以寶塔詩的獨特語句描述了在異域求經訪道的艱苦生涯，表達了渴望早日取經回國的愿望。

大約在垂拱元年（685年），義凈乘船開始了回國的旅程。垂拱三年到達室利佛逝，在那里停留二年多時間，進行翻譯和著作。為了得到紙和筆，曾經在永昌元年（689年）隨商船回到廣州，得到貞固律師等人的幫助后，又在當年十一月返回室利佛逝。在那里他試著翻譯了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頌》和《一百五十贊佛頌》兩部佛經，與此同時，還寫出《南海寄歸內法傳》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》等著作。《南海寄歸內法傳》，以僧傳的形式記述了唐初從貞觀十五年(641年)到武后天授二年(691年)，57位僧人到南海和印度游歷求法的事跡。書后附有《重歸南海傳》，記載武后永昌元年(689年)，隨義凈重往室利佛逝的4位中國僧人的事跡。

天授二年（691年），義凈派遣大津先把自己的著作和翻譯好的佛經送回國內。證圣元年（695年），義凈帶著弟子貞固、道宏離開室利佛逝，回到他思念已久的神州大地。武則天對義凈的歸來十分重視，不僅派出使者前往迎接，而且親自到洛陽東門外迎接，詔命義凈住在洛陽佛授寺。

從此以后，義凈先后在洛陽大遍空寺、大福先寺，長安西明寺、薦福寺等寺院翻譯佛經。久視元年（700年）以后，義凈自己還開設了譯場，在這所翻譯佛教典籍的機構中，有譯主、筆受、度語、證梵、潤文、證義、校勘、監護等項職責，分工細密。義凈親自翻譯佛經，先后在洛陽、長安等佛寺譯出的佛經就有幾百卷。義凈堅持直譯，在原文下加注說明，訂正譯音譯義、介紹產物制度，在語譯方面，區分俗語雅語，又常在漢字下標出四聲和反切，以求得準確的發音，因此在總體上他繼承了玄奘的翻譯特點，同時也有自己的獨創之處，這一切使義凈的譯作達到很高的水平。

義凈的西行和翻譯佛經活動對唐朝的佛學產生很大影響，從印度歸來時，義凈除帶回近400部佛經外，還帶回金剛座真容一鋪，舍利300粒，都成為中國佛教界的瑰寶。他譯出的佛經中也有瑜伽系的內容，同時適應當時崇尚密宗的風氣，譯出《金光明經》及一些陀羅尼經，有的還附有密宗源流的資料，豐富了唐朝的佛學典籍。

先天二年（713年）正月，義凈在長安薦福寺經院圓寂，葬于洛陽北原上，建有靈塔。乾元元年（758年），以塔為中心，建立了金光明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