保定市有多項國家、省、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。這些刻在記憶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既是歷史文化的見證，更是珍貴的、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文化資源。文化是城市重要的戰略資源，是經濟發展的動力。保護好非物質文化遺產，充分發揮其文化資源的價值和作用，對實現社會經濟全面、協調、可持續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。文化引領應在傳承的基礎上，充分發揮保定特有的文化資源優勢，使其成為建設文化大市的重要力量。文化和科學是人類發展、進步的兩翼。科學是人類從荒蠻到文明的火炬，當人類把第一塊石頭敲擊成可以割開獸皮的石刀的瞬間，便敲響了科學的大門。當人類把自己在生存中的感受和經驗交流給同伴的時候，文化開始了萌芽。人類在探索世界中發現了科學，在共同生產生活中形成了文化，科學與文化又以其不可阻擋的力量，推動著人類不斷向前發展。保定大地既是人類早期生存發展的繁衍地，又是中華文明的孕育場。在中華民族漫長的歷史長河中，保定人才輩出，他們用自己的努力和智慧，不斷地在文化與科學領域奮進求索，走出了一條令后人景仰的探尋之路。

盧植的經學研究

南宋末年，福建寧德蕉城區虎貝鄉石堂出了一位大儒，名叫陳普。他潛心探研朱熹理學，力倡理論聯系實際，精研數理，發明的刻漏壺是鐘表的雛形。他曾寫過一首《詠史上·盧植》的詩：“泓泓眸子宿淵亭，不見蛾眉只見經。未似馬家親子婿，終身不踏絳紗庭。”這首詠史詩以簡潔的白描手法，通過和馬家子婿的對比，寫出了盧植年輕時刻苦求學的故事。

盧植（139—192），字子干，東漢涿郡涿（今涿州市）人。盧氏家族在歷史上有很深的淵源。三國時期及以后數百年，涿郡更名為范陽郡，因此涿州盧氏又稱范陽盧氏。

盧植生活的漢朝，是經學昌盛的時代。漢武帝即位后，為了適應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和加強中央集權統治，實行了罷黜百家、獨尊儒術的國策，從此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易》《春秋》五經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，成為法定經典，從此以后，以研究儒家經典，解釋它的字面意義、闡明其蘊含義理的經學正式誕生。劉秀建東漢后，鑒于西漢時期權臣當政、外戚篡權以及地方權重等歷史教訓，極力強化中央集權制度，以“柔道治國”為理念，大興儒學。因此，東漢時太學林立，學術氣氛更加濃厚，朝野誦讀經書蔚然成風。儒學是士子必讀的經典，儒生們也都把傳習和解釋五經作為自己的主業。儒生通過司法實踐以及官學私學教育，移風易俗，把經學思想深深的植入普通民眾之中。正是因為有了這種濃厚的學術氛圍，東漢在科技和文化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，出現了紙圣蔡倫、科圣張衡、醫圣張仲景、字圣許慎。

在這樣的社會氛圍里，年輕時的盧植和其他士子一樣，也非常注重對經學的研習，希望以經學立身，學有所成，報效國家。但當時研習哪種經學，使盧植產生很大困惑，因為，在西漢時經學就分成兩個派別，一個是今文經學，深受皇帝重視，在漢朝政治中處于主導地位。在學習中，盧植發現今文經學有兩個讓他擔憂的發展方向：一個是煩瑣，今文經學對一部經文的解說多的百余萬字，少的也有數十萬字。另一個是迷信，他們假托神仙圣人，預決吉兇，對未來進行政治預言，使經學逐漸神學化。這些都有悖于盧植的思想追求和政治抱負，因此，他把目光投向當時逐漸興盛的古文經學。比較起來，他感到古文經學較少受“師法”“家法”的制約，較為自由、簡明；并且與讖緯瓜葛較少，較為理性；還放棄了今文經學的批判性，對中央集權制的維護更有優勢。他深受東漢古文經學家桓譚、班固、王充、賈逵、許慎的影響，特別是許慎的《說文解字》，對不懂文字形義，依據隸書穿鑿附會的今文經學是一個嚴厲的駁斥，更堅定了盧植立志研究古文經學的決心。但是賈逵、許慎等古文經學大師都兼講今文經學，還沒有建立起純粹的古文經學。在對經學的探求中，盧植最終找到了偶像，這就是馬融的古文經學。

馬融在古文經學上的成就，使盧植非常佩服和敬仰。他來到陜西扶風，投到馬融門下。馬融是皇后的侄子，不僅學問好，而且鼓琴、吹笛樣樣精通。最出奇的是，他講課的時候，堂上設絳紗帳，馬融在帳前傳道授業，紗帳后邊卻有美女在輕歌曼舞。許多學生根本聽不清馬融講的是什么，只得依靠前面的同學一句一句的傳達。當時跟從馬融學習的有一千多人，很少有學生能夠進入到講堂中聽課。在這種環境中，很多學子心猿意馬，不能自已。盧植卻能專心聽講，目不斜視，心無旁騖，并且數年如一日。盧植的治學態度給馬融留下良好印象，不久便將侍講的位子給了他，盧植升堂入室，成為當時古文經學的佼佼者。

盧植學成歸來，在家鄉收徒講學，究竟盧植有多少學生，史書上沒有記載，有姓名可考的只有劉備、劉德然和公孫瓚三人。《三國志》中記載，劉備和同族兄弟劉德然、遼西公孫瓚，一起跟著盧植學習。盧植對教授經學很執著，在他悉心授徒的時候，州郡地方官吏曾經多次邀請他出來做官，他都沒有答應，堅持在家鄉教授經學。直到漢靈帝建寧年間（約170年），才被征召做了太學博士。但盧植不是為做官接受了征召，而是因為漢代博士是專門傳授儒家經學的學官，并沒有改變盧植研究傳授經學的初衷，這也可能就是盧植接受征召的根本原因。盧植在太學的時間并不長，漢靈帝熹平四年（175年），九江的少數民族造反，當時的大將軍、太尉、司徒、司空四位開府大員都認為盧植文武兼備，任命他為九江太守，他運用恩威并施的手段，使“蠻寇賓服”。成功平亂后，盧植沒有留戀太守的職務，而是以身體有病為由，辭去官職，用心編著了《尚書章句》和《三禮解詁》。

漢靈帝熹平四年（175年），蔡邕、馬日等人認為當時流傳的儒家典籍“去圣久遠，文字多謬，俗儒穿鑿，疑誤后學”，因此聯名上書漢靈帝，建議刊刻石經，正訂儒家經典，這個提議很快得到靈帝的允許。盧植感到這是弘揚古文經學的機會，他上書靈帝，指出《禮記》注釋重復繁瑣，而《周禮》分析也有很多錯誤，希望重新注釋和分析。但是由于家中窮困，沒有能力供養進行繕寫的人員，希望借著國家財力，專心精研經學。

位于涿州盧氏宗祠內的盧植墓盧植對經學的研究是真誠的，但是漢靈帝不僅沒有答應他的要求，反而給了他一個截然不同的差事。當時南方少數民族又起義，朝廷認為盧植在九江就有恩德信義，又派他去任廬江太守，做的依然是理亂的政務。經過一年多的討伐，平定了南方少數民族的叛亂，盧植被朝廷任命為負責顧問應對的議郎，和諫議大夫馬日、議郎蔡邕等一起校注《五經》記傳，補續《漢記》。盧植剛剛回到他熱衷的經學研究，靈帝認為這并不是著急要做的事情，又讓他做了掌管皇帝車轎、衣服、器物等的侍中，接著又升為尚書，真正參與了朝政。盧植的官職越來越高，但與他研究經學的理想卻越來越遠，但他并沒有因此而放棄，只要有機會他就會不斷地提出研究經學和利用經學治國的要求。

光和元年（178年），出現了日食，盧植借助自然異象，給漢靈帝上了一份奏章，針對東漢政治的衰敗沒落，提出了八條應對策略：“一曰用良，二曰原禁，三曰御癘，四曰備寇，五曰修禮，六曰遵堯，七曰御下，八曰散利。”用現在的話說就是：選用能吏，解除黨禁，免除重罪，修整武備，弘揚經學，減少官員調動，禁止后門升官，減少專權。這是盧植一生中對研究經學最有力的一次呼喚，也是最后一次呼喚。但這些治國箴言，沒有得到靈帝的重視和采納，相反靈帝卻寵信宦官、荒淫亂政，使得正常的統治秩序遭到破壞，社會矛盾迅速加劇，最終爆發了全國規模的黃巾起義。

中平元年（184年），盧植被任命為北中郎將，征討黃巾軍。雖然盧植帶兵“連戰破賊帥張角，斬獲萬余人”，但由于盧植不肯賄賂前來視察戰事的宦官左豐，被參奏免職，坐著囚車押回洛陽。后來在皇甫嵩的努力解救下，才被免了罪，恢復尚書職務。后來董卓要廢黜少帝劉辯，當時大臣們都不敢說話，只有盧植提出抗議，董卓要殺他，在蔡邕勸阻下，董卓怕引起天下人的議論，才暫時放過了盧植。心灰意冷而又老邁的盧植只好選擇了隱退。漢獻帝初平三年（193年）盧植生了重病，臨死前，他囑咐兒子“儉葬于土穴，不用棺槨，附體單帛而已”。

盧植死后17年，曾經在中國歷史上創造了璀璨文化的東漢王朝滅亡了。一代霸主曹操經過涿郡時，和郡守、縣令的一番話，對他的一生做出了準確評價：“故北中郎將盧植，名著海內，學為儒宗，士之楷模，國之楨干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