馮杰（？~1651）字邵暗。高陽歸還村人。明天啟二年（1622）中進士，授章丘縣令。時值水患，大水薄城，城高僅兩丈余，時刻有被淹沒的危險。馮杰為全城百姓安危計，登上城垛虔誠祈禱，待洪水稍退，即刻發放工具，動員百姓挖運泥土保全城池。鄰縣解送官銀途經章丘，被強盜劫掠，馮杰率捕快親往緝之。因他治理才能突出，經地方長官保舉，考選入京，崇禎元年（1628）補授禮科給事中。后在巡視皇城時，得罪權貴，隨即因同僚犯事而受牽連，被貶戍大同。他雖代同官受過，卻從不為自己辯白，而是坦然接受處分，為此度過十余年的戍邊生涯。

清順治元年（1644）啟用前朝官員時，補為戶科右給事中，未久改任禮科都給事中，兼漢祭酒司業。順治三年（1646），任會試同考官，所取士子廷對時多數名列前茅。狀元傅以漸即出其門下，后為康熙的老師，官至兵部尚書，其余多數后來都身居要職。馮杰因選拔人才有功，升任太常寺少卿，五年（1648）為太常寺卿。六年（1649）晉為大理寺卿，同年任戶部右侍郎，期間曾督理京省錢法，核查賬務精細認真，深得上司賞識。

孫奇逢（1584~1675)字啟泰，號鐘元，世稱夏峰先生。容城北城村人，祖居賈家莊（今容城賈光村）。少年有志，以先賢劉因、楊繼盛為榜樣，嗜學成癖。14歲入縣學，明萬歷二十八年（1600）舉人。與明兵部尚書孫承宗等為友，與東林黨人左光斗、魏大中、周順昌等則以“國士”相知。明天啟年間，宦官魏忠賢勾結熹宗乳母客氏，把持朝政，迫害東林黨人，左、魏、周等先后被捕入獄。孫奇逢冒險挺身營救，他致書給好友孫承宗，讓他利用“樞輔”的身份，設法搭救左光斗等人。為營救東林黨人，他為籌資募捐奔走呼號。雖未救出左、魏、周等人，但他的高尚行為使他被譽為“范陽三烈士”之一。

明末，孫奇逢率領親族鄉人抗擊清兵。附近縣城先后被清兵攻陷，獨容城未被攻下。但終因明朝大勢已去，他移居易州，隱居于五公山講學，清朝建立后，他居家授徒。不久，其田園被旗人圈占，舉家再徙蘇門夏峰（今河南輝縣夏峰村），興辦百泉書院，廣收生徒以教之，從學者數百人，終老于教授著述生涯。從明至清，孫奇逢前后11次被皇帝征召做官，均堅辭不就，被稱為“孫征君”。他一生專心教授著述，理學成就突出。治學“以慎獨為宗，以體認天理為要，以日用倫常為實際”。主張“人無賢愚”，只要肯學，“必開以性之相近，使自力于庸紓”。這種不論身份地位，一律以誠相待、因材施教、循循善誘的教學方法，在當時廣受贊譽。

孫奇逢初宗陸九淵、王守仁，其學得力于王守仁為多，晚年傾慕朱熹理學。其學問主張自得，不立門戶，以繼往開來為己任，終于成為兩大理學派別的調和者，從理論上回答自然與社會現象統一性的問題，達到天人合一，萬物與我同體的境界，與黃宗羲、李颙并稱為清初三大儒。著作有《四書近指》20卷、《讀易大旨》5卷、《尚書大旨》6卷、《理學宗傳》26卷、《畿輔人物考》8卷、《中州人物考》、《歲寒居問答》2卷、《游譜》1卷、《甲申大難錄》、《兩大案錄》等行世，另有《語錄》2卷、《百泉紀游》、《續容城縣志》、《新安縣志》等。后人輯有《夏峰先生集》14卷。

孫奇逢不僅為人誠摯，平易近人，而且學識淵博，一生孜孜治學，筆耕不輟。晚年，他總結自己幾十年治學體會，曾寫道：“七十歲工夫，較六十密；八十歲工夫，較七十密；九十歲工夫，較八十密。學無止境。”這種學而不已、勤奮著述、虛懷若谷的風范，贏得了當世和后代學者的敬仰和尊崇。近人梁啟超曾給予高度評價，稱“夏峰是一位有肝膽、有骨氣、有才略的人”。

賈爾霖（生卒不詳）字用汝。清苑人。明布政史賈鴻洙之子。爾霖與其弟爾梅、爾棨均有才名，被人喻為“三鳳”。爾霖少時即博覽古書。萬歷四十四年（1616），奉父命謁訪著名學者孫奇逢求學問業，奇逢見其品貌雙全，遂以女兒嫁之。在孫奇逢教誨下，爾霖學問大進，四十六年（1618）赴京參加鄉試，成績高等，本擬列為解元，旋因其文觸犯時忌，結果僅被列為副卷第一。此后其父在秦、豫間為官，爾霖跟隨左右，遍游秦、豫名勝，并得結交名士文翔鳳等人，其詩文益進，下筆千言立就。秦、豫大吏對爾霖都很敬重，常將其詩刻于石上。至壯年，因病卒。遺著有《筆眺集》、《澹寧軒詩集》等數十卷。

弟爾梅，字羹署。博學多才，尤工于詩文。清順治三年（1646)舉人。為侍奉母親終身未仕。終年72歲。著有《若庵詩集》、《玉立山房文集》、《世綸堂雜著》等共20卷。

彭之燦（?~1658)字了凡。蠡縣人。明諸生。擅文，工書畫。家貧絕炊，妻子敲案哭嚎，之燦仍揮毫不輟。明亡后，攜家室寓居饒陽，作村塾師為生。不久，妻、子相繼餓死，之燦乃至蘇門（今河南輝縣)與孫奇逢相交。但其性不合俗，愛獨自靜坐。有人請入家中，因街市喧嘩，便立即離去。之燦曾渡河南游，住僧館一年有余，又離去，獨擔瓢笠圖書，暢游嵩山、王屋山諸名勝。游九山（即會稽山、泰山、王屋山、首山、太華山、岐山、太行山、羊腸山、孟門山)期間，曾絕食數日。孫奇逢請之燦到夏峰（今河南輝縣西北蘇門山)，勸其回故里。之燦說：我出門時，已發誓永不歸故里，不能赴東海，便入西山（即首陽山)而死，縱然千溝萬壑，亦不悔恨。順治十五年（1658)，竟餓死在嘯臺東北的石柱下。

孫奇逢雕石記其事，立于墓前。山東新城王士楨寫詩以記之。學者李塨在《彭山人傳》一文中記述：“順治十五年，蠡吾彭之燦，南如蘇門，坐餓嘯臺上，孫征君挽之不可，七日而死，天下稱之曰彭餓夫”。時人將之燦與容城張果中、西華（今河南開封)理暢并稱為“蘇門三賢”。

王之征（生卒不詳）字五修，號密齋。安州（治今安新)人。其父王方新曾任鄆城知縣。王之征父母病故后，赴新安（今安新）從當時大儒孫奇逢學習，探究“身心實益”之學，廣涉理學大師著作。之征天資高邁，對孫奇逢之學都能心領神會，窺測其本源，深得孫奇逢推重。清順治初年（1644)，孫奇逢將移居河南輝縣蘇門，王之征不忍離別，徒步送行數百里，大哭而返。康熙元年（1662），王之征再至夏峰謁孫奇逢求教，二人多次論學，之征更覺受益匪淺。返鄉后，王之征居家自學，后又從定興學者杜越問“圣賢之道”，奉之如師。還將杜越迎養至家，使子弟受業。之征日常生活也嚴格遵循儒家忠孝節義之道，至孝父母，敦睦朋友。友人辛國賓先喪，其母年近八旬，之征將其母迎至家中，贍養如己母。及逝，又妥為殯葬。思想家顏元對王之征的學問和為人備加崇仰，曾說：“予當坦率時，輒思王五修。”終年59歲。

范士楫（生卒不詳）字箕生，號橘洲。定興人。明崇禎十年（1637)中進士，歷任山西陽曲、洪洞知縣，斷獄多有平反，作《求其生錄》一書。后棄官歸隱。清朝建立后復出，先任禮部員外郎，尋改吏部員外郎，升郎中。一意遵循銓選法，甄錄拔舉時，審其人才識賢否，認為不可者，即使上司主張任用和拔舉，也不肯違心附合，輒與爭辯，遇權貴請托，也總是憑公拒絕，所以遭上司嫉恨，終被罷職。后游揚州，卒于旅舍，被門人歸葬于家鄉。

士楫負奇才，意氣豪邁。傾囊購書萬卷，冥心探索，夜以繼日。少時與同邑鹿化麟交善，商榷古今學業，或呼酒抵掌論天下事。其父文源嘗輯《范陽志》書稿，戰亂中亡失，士楫重新采錄，修舊起廢，參以地志至家乘，成書10卷，名為《范陽識略》。又工韻語，有《橘洲詩集》6卷。

董應征（生卒不詳）字錫九。高陽人。明末以監生任山西孝義、廣靈知縣。清朝初年，任山西浮山知縣，升陜西漢中府（治今陜西漢中)同知。當時農民起義軍賀珍部圍攻漢中府，董應征防備嚴密，保住城池，因功升任漢中府知府。在任時重修棧道，并在城頭立碑紀念，捐錢贖回被賣婦女，使其回家團圓，如無家可歸，則為其擇配成家。后升陜西糧儲道，掌管陜西貢米漕運，實行招買糧食政策，方便陜西軍民。又升山西參政，再升山西右布政使。朝廷派人來山西調查荒田，董應征剛直不屈，反對弄虛作假，被劾，遂降職，改任陜西隴右道。董應征在陜西任職期間，前后減免荒田租稅數十萬，全部用于建設西部邊疆，深得人們擁戴。為官廉潔，清貧自守，病故時，家中貧乏，由同僚出錢幫助置買棺槨，才得安葬。

李發元（生卒不詳）字元毓，一字潞陽。高陽龐口村人。明崇禎七年（1634）中進士，授寧波府推官，主刑獄。當時獄訟繁多，文簿堆案。他到任后精心按律核查，該平反則平反，該治罪則治罪，不久積案理清，人稱其辦案公平，不寬不冤。崇禎十二年（1639），充校省試，其解元就出自他門下，余者也都先后考取進士，身居要職。順治二年（1645），清任用故明官員，十一月，李發元出任廣西道試監察御史、巡按兩淮鹽課。

揚州在清兵屠城后，滿目瘡痍，百業蕭條，尤以鹽課為甚。為復蘇當地經濟，恢復鹽運成為當務之急。他在《鹽院題名碑記》中說：“兩淮歲課，當天下租庸之半，損益盈虛，動關國計。”遂與都轉運使周工亮一道，以原積滯官鹽，招商辦納，并免征浮鹽租課，同時經疏請中央暫不推行新鹽法，仍按舊例征課。照新法規定，行一引官鹽，須納稅兩引鹽之價；而按舊例，納稅一引鹽之價，可銷售兩引官鹽，使稅率由百分之二百降至百分之五十。鹽商和煮鹽戶都為此歡呼。經過李發元百計招徠，那些賠虧累累的鹽商，接受清朝賦予他們的售鹽專利，地方經濟逐漸復蘇。李發元為商請命，團結人心，贏得兩淮民眾擁戴。順治四年（1647），李發元積勞成疾，辭官回鄉。

高钅喬（生卒不詳）字存馨。清苑人。他嗜古書，善書法，以草書著稱，為米（芾）體筆法。好游名山大川，自帶錘鑿，每得句必題詩鐫刻于石。常入山林，整日流連忘返。清順治二年（1645），從容城孫奇逢學于北城，手錄問答語，研精性理之學。高钅喬一心有志于學問，不求仕途，著述宏富，詩有《陸舟》、《蘆中》、《依云》、《浮集》四集。雜著有《借閑齋》、《繡佛樓》為內編，《義烈編》、《金蘭譜》、《寸草春暉》、《漁村家語》為外編。修纂《新安縣志》。常游白洋淀蘆蕩中，號稱蘆中人。孫奇逢等各家多錄其詩。

馬維城（1593~1659）字幼基，號石梁。雄縣人。自幼喜歡讀書，明萬歷四十四年（1616）由私塾入縣學。因生逢亂世，他十分留意武備，廣搜兵家之書，研習攻防戰略。曾赴京求教于傳教士湯若望，向其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，學會了火槍、火炮、炮臺、車戰之法。明崇禎十年（1637），雄縣知縣張秉禮為防御內亂外寇，請馬維城訓練鄉勇，保衛城池。馬維城選拔了600名鄉兵進行嚴格訓練，又在雄縣城東西兩角筑造西洋銳角炮臺。崇禎十一年（1638），清兵南下奔襲北京，攻下北京周邊40多座城池，但雄縣未被攻下。馬維城守城有功，報入朝廷。皇帝下旨獎勵，賞都司職銜，入兵部右侍郎、總督保定軍務的楊文岳幕府參謀軍事，協助楊文岳鎮壓了白洋淀漁民吳小泉的起義，并跟隨楊文岳鎮撫地方。先后幫助安徽鳳陽巡撫高光斗、江蘇淮陽巡撫王鼎鎮修筑炮臺，又轉薦給揚州守將史可法，為揚州城修筑了20座炮臺，選拔800名強壯軍士組成神機營，教習火攻之法。史可法為馬維城請功，朝廷授以參將銜，回到故里。

明亡后。清順治二年（1645），朝廷下令各地舉薦賢能。順天府御史柳寅東推薦馬維城，推薦詞有：“議論方足，滿腹韜略，可比孫吳”等語。兵部據此以參將職選用。不久馬維城即告病歸里。著有《炮臺圖說》、《車戰條議》、《籌雄長慮》、《謀國長算》、《平定心書》、《自娛新書》等。

馮銓（1595~1672）字伯衡，又字振鷺。涿州人。明萬歷四十七年（1619）中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改翰林院檢討。天啟五年（1625），與宦官魏忠賢勾結，參與殺害楊漣、熊廷弼等人，以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內閣，不久即晉尚書，加少保兼太子太保。次年即被罷官，以閹逆案論罪，贖為民。

順治元年（1644），清兵入關，攝政王多爾袞以書征召，恢復大學士職銜，入內院佐理機務，與洪承疇上疏請恢復明朝票擬舊制，又 與謝陛等設定郊社、宗廟樂章。順治二年至七年（1645~1650），先后“總裁明史”，兩任會試正考官，出任《清太宗實錄》總裁官。順治六年（1649），被加授太傅兼太子太保。順治七年（1650）十二月，多爾袞死后，順治皇帝親政，馮銓被趕出朝廷。兩年后又被順治皇帝以“國家用人，使功不如使過”為由而起用，并深受倚重。順治十二年（1655），又被授予少師兼太子太師銜，并擔任《太師圣訓》等總裁官。卒謚“文敏”。

馮銓藏有譽為稀世之寶的王羲之《快雪時晴帖》墨本，并將此帖連同其他名人字帖刻為《快雪堂法帖》。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，其子馮源濟將《快雪時晴帖》呈獻康熙皇帝。乾隆時，此貼成為宮內《三希堂》第一珍品。馮銓著有《瀛洲賦》和《獨鹿山房詩集》。

陳上年（?~1674)字祺公。清苑人。清順治六年（1649)中進士，授陜西鞏昌府（治今甘肅隴西)推官，理冤獄，多平反。內擢兵部主事、郎中，復出為陜西固原兵備道，整軍固防。移山西雁平兵備道，轄地屢遭兵燹，盜匪為害，前任皆治以嚴酷，幾無成效，上年務寬大，與民休息，興文教，革商稅，完葺城垣亭障，絕不擾民。數月治化大行，民頌其德。升山西布政司參議，旋移節廣西，會三藩亂起，康熙十三年（1674)，亂軍破梧州，迫上年叛投，上年誓死不從，遂殉難。乾隆帝下詔優恤，給恩騎尉世職，并入國史忠義傳（即《清史列傳·忠義傳》)。

上年能文工詩，與李國篤、顧炎武、馮如京、朱彝尊、梁清標等人友善。顧炎武客居京師時，見《春秋纂例》、《春秋權衡》、《易傳》諸書，心悅之而無錢購買，上年出資佐紙墨，得寫本送與炎武，獲“一過信陵君，下士色無倦”的稱譽。著作亡佚無傳。其九世孫陳永壽從顧炎武詩集中揀得所錄上年五、七言詩十余首。

杜越（1596~1681)字君異，號紫峰。定興東江村人。明天啟五年（1625)，宦官魏忠賢勾結熹宗乳母專斷國政，興大獄，發現有異議者，當即逮捕入獄。定興靠近京城，尤為吃緊，杜越世交魏大中、左光斗被逮，杜越毅然說：誓死不與魏黨共戴天，世交豈能以此斷絕，更不能置身事外，坐視不管。遂偕同鹿正、孫奇逢倡議贖回魏、左。當時，魏大中之子魏學洢和友人周順昌、朱祖文等都在江村隱匿，杜越卻往返其間，毫無顧忌。

明亡后，杜越隱居不仕。他家境貧困，布衣粗食，以講學為生，一時名滿天下，投師者眾多。杜越素性與人和善，平易近人，一生無疾言厲色，剛介絕俗，晚年遷居新安（今安新)，新安老幼婦孺敬慕，親如父兄。康熙十八年（1679)，詔舉博學宏詞，有人薦杜越應試，杜越嘆息說：我不愿圖名。堅辭不允。不多日，北直巡捕命令，以騾車載杜越至山西，又以檻車自山西載傅山，將二人送至京城，杜越乃閉門謝客。考期至，杜越以老、傅山以病皆拒絕應試，皇帝詔令將二人抬入考場，卻依然伏地不起，遂免試。杜越暗中派遣其子問傅山“何日離京”，傅山說“即日出發”。二人即歸。皇帝特旨授命中書，皆不拜受，時人以東漢初隱士嚴光、周黨比之。杜越卒后，他的弟子私謚為“文定先生”。

最初，杜越曾以政治清明、國家安定為抱負。明亡隱居，永不談時政。清初，吏部官員范箕生又勉勵他出仕，杜越推辭說：但愿在家侍奉老母，—生知足，別無他欲。母親病逝，杜越年逾60，但悲慟之狀如少壯喪親，居家服喪三年，不茹葷不飲酒。每思憶母病時，七月秋涼不睡暖床，盛暑不鋪涼席，輒心中作痛。杜越一生取與嚴肅，即使門人弟子送微薄禮品為之祝壽，也必拒絕不受。著有《紫峰集》14卷。

耿極（生卒不詳）字保汝，號誠齋。定興人。初從定興學者杜越問學，后又師從容城學者孫奇逢。為學刻苦，嚴遵師教。其學“以慎獨為宗”，“以存誠為要”，“以日用倫常為準繩。”對宋明理學諸家學說都博有涉獵，而對王守仁“致良知”和“知行合一”說最為推崇，領悟最深。孫奇逢曾稱贊說：“知之真，信之篤，行之勇，于保汝僅見。”耿極對《易經》也頗有研究，認為易經“體天地之撰，通神明之德，類萬物之情”，天地萬物都離不開易理。但他主張學易不必“務求高深”，而應“專求簡易”。

耿極是孫門弟子中的佼佼者，所以同學中有疑難問題經常來求教，耿極都能給予明確的闡釋，連湯斌、耿介、趙御眾等直隸諸大儒對他都很敬服，自認居于其下。耿極中年從事教學，四方慕名來學者甚眾。晚年歸夏峰，雖臥病在床，仍每日講學不斷，諄諄提攜后進，直至病終。著有《王制管窺》、《周易淺義》、《古本大學繹言》、《古本中庸繹言》、《存誠集》等書。

刁包（1603~1669)原名基命，字蒙吉，別號用六居士。祁州（今安國）人。明天啟七年（1627）中舉，后再試不第，遂放棄舉業，著《廢八股興四子五經說》。于城內僻靜處建“潛心亭”、“肥遁齋”，專心讀書，學問大進，從學者眾，鄰邑學者亦常聚于刁包居處，寫詩作畫探究學問。

刁包與當時名士北京孫承澤、蔚州魏象樞及無錫高世泰等東林諸君子相交甚厚，常“各以所得，遙相質正”，每有疑難不決，必往復辯論，從不茍同。他治學嚴謹，常教育弟子“以學為學，兼以問為學”。刁包授課之余，潛心研讀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及宋元以來理學書籍，每有心得，雖夜半更深亦必挑燈記之。歷時20余載，終成《潛室札記》等著作90卷。其中《潛室札記》、《用六集》、《易酌》等著作至今仍被國家圖書館珍藏。刁包一生恪守“言語不茍，取予不茍，出處不茍”的“守身之道”，并力倡身行。常山舉人張起鴻曾賦詩贊其“道學于今第一人，全于辯道見其真。能分王陸為旁派，應是程朱有后身。上谷名山藏副本，祁陽新冢臥高麟。愧無當日延陵劍，寂寞低回感己辰。”

刁包以孝聞名，母病，刁包端湯喂藥，夜守榻邊，極盡孝道。康熙六年（1667）秋，其母卒，刁包頓足痛哭，昏仆于地，身體日見憔悴。逝后，門人鄉里私謚“文孝先生”。其著述生前多未刊刻。其子刁再濂，再度手錄其父遺稿，交付諸子，告誡說：“汝等他日登仕籍，若以官富家，吾生不受其養，死不享其祭，唯先人遺書未刻者，尚有百萬余言，必約身而次第（公）布之。”次子刁承祖遵從父親遺囑，盡刻刁包遺稿行世。

陳寔（1606~1678)字郁文。保定人。明崇禎八年（1635)拔貢，由省學政考選，保送入京。入清后，任睢州（治今河南睢縣)知州。由于受戰亂影響，以及濉水泛濫，淹沒睢州，致使睢州城內外變成一片廢墟，田園荒蕪，草木叢生。陳寔到任后，組織人力為民蓋房舍、發衣服、給食物，招徠在外流民歸鄉，鼓勵墾荒，慰勞疾苦。陳寔待人態度和藹，親如家人，頗受州民擁戴。陳寔還利用空閑時間走鄉詢訪，出行簡樸，身騎匹馬，只帶二人隨行：一吏持印章行囊，一老卒作前導。

順治皇帝得知后，賞賜白銀，表彰陳寔作風清廉，升任陜西延安府靖邊（治今陜西靖邊)同知。赴任前，被睢州父老挽留數日，并流涕送行。后又調往延綏（治今陜西榆林)任職。延綏地處偏僻，人民反抗情緒強烈，難以治理。陳寔一面安撫百姓，處理冤案，一面加強防御，使延綏社會秩序井然。后因母親病故，扶柩歸鄉里。陳寔在家居室簡潔，以教授學生為業，喜談經義，酒后賦詩，旁及小詞，落落有宋人風采。逝于鄉里。

孫之氵萃（?~1678)字深仲，號衷淵。高陽人，孫承宗之曾孫。祖父孫敬思，任俠好義。父孫練，能文善詩。之氵萃少時有大志，平時不茍言笑，行為舉止必依于禮。15歲補諸生。明崇禎十一年（1638)，高陽城被清兵攻破，之氵萃雖被箭射傷，但幸免一死。后奉母隱居于西山，絕意仕進。不久，在村中設塾授學，從不計較束脩多寡。教學之余飲斗酒，寫文章，自行其樂。其母死后，守孝三年，酒肉不沾。平日取孫奇逢、杜越兩位學者著述，朝夕誦讀，頗有心得。又對群經、各史遍加注釋。晚年尤好釋老之學。逝后門人私謚為“貞介先生”。所作文章奧博，自成一家。著有《尚容齋集》。

宋牧民（1607~1679)字耑愚。容城北陽村人。清順治三年（1646)中進士，授中書舍人，升為戶部給事中，抄發章疏，稽察違誤，彈劾不避權要，多次就國是向皇帝上疏，皆切中時弊。順治十一年（1654），上疏建議，御史巡查各地，應首先嚴察官吏，懲治貪污，并做到按期核實情況。又多次上疏剔除侵蝕、消耗國家財富的“蛀蟲”。對評價官吏的辦法亦提出建議，認為當時評價官吏，由推官一人揭發、審勘的作法很難做到公允，應當將揭發和審察分開，各有專人負責。

順治十二年（1655），宋牧民對朝廷不重視河南、山西、山東三省的嚴重災害，提出建議和批評，認為救荒之政，在速報速查，不許稽延時日。就在這年，山東向朝廷進貢雙穗谷，舉朝祝賀，宋牧民卻上疏說：臣聞河南、山東、山西三省整夏無雨，大秋作物只剩下稈子，山東又有蝗災，枯苗都被吃盡，秋災已成定局，民眾饑餓會鋌而走險，應急敕督撫早議安輯。

不久，上奏論“武門朝審事”，揭發巡撫鉆營，詞臣庸鄙，選舉行私受賄。言詞激切，全朝為之側目。后出任河南副使，分巡汝南兵備道，因受牽連降職。解官回鄉里，家居20年。

高景（1607~1681)字似斗。新安（今安新）留村人。清順治三年（1646)中進士，初授湖廣道監察御史，巡按宣府、大同，因公事失誤降職回籍。順治五年（1648)創建文昌祠，主修《新安縣志》8卷。六年（1649)，新安鄉人數千起事，乘大水以舟船泊城外，高景盡心守御城池，出兵突然襲擊，殺其首領，余眾皆散。因鎮壓農民起義有功，于是復官，補山東鹽運司經歷。不久遷京師任職。先后任太常寺卿、通政使，兵部、刑部、戶部侍郎，直至刑部尚書。

高景在刑部較久，熟悉刑名，判獄精明，以寬大為本。順治十八年（1661)江南巡撫朱國治指蘇南在籍文武士紳舉人監生等13萬多人因“抗糧”，全部斥革，其中被捕者3000人，最初決定全部提至京師審結，高景和同僚一起力爭，使這些人得以在當地結案。當時朝廷下令凡犯罪官員出錢修造城池，可免罪復官，過去犯罪的官員都紛紛鉆營。高景不同意這種做法，結果反被人陷害，罷官而歸。康熙二年（1663)，高景捐資重修新安縣學明倫堂。五年（1666)，創建義學。

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、十九年（1680），康熙皇帝兩次巡歷畿輔，在白洋淀打水圍至新安，高景前往迎駕，受到康熙的慰勞，賞給他蟒裘、蟒袍，并賜《日講四書解義》。逝后，御題“恩褒尚義”四字賜之，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）祀鄉賢。

劉霦（生卒不詳）字潛夫。高陽邊渡口村人。清順治三年（1646）中進士，初任河南武陟縣令。武陟戰亂初平，民未舉業，百廢待興。他招撫流民，勸勤農事。決河引水抗旱，恢復農業生產，全縣百姓得以安居樂業。未久調任陜西文縣令，在任期間翻新文廟，續修縣志。廢除濫設祠廟以醒民智，為舉第者勒石以倡學風，立八股之法以利學子研習。境內有德才之士，多荒廢學業，他廣集童生，厚給廩食，按期會課，文風大變。

既而修陰平河橋以利交通，建靖江樓以控諸番，遂使境內烽煙無警，治安稍平，文縣百姓特將一條村路勒石記為劉公路。該縣民貧地脊，連年歉收。他到任后，全力發展農業生產，增加農民收入，遂使文縣時和年豐。因政績顯著，被提升為湖廣隨州（今屬湖北）知州，在任期間放糧賑荒，肅清大盜，并疏請朝廷免除軍需20萬，以安撫隨州之民。康熙十三年（1676），經于成龍舉薦，升任禮部侍郎。康熙十五年（1676）舉行會試時，三藩未平，滇黔一帶入京參考的舉子，向劉霦的同官投牒，同官懷疑其真偽，拒絕收受。劉霦主動收下牒呈，使滇黔舉子得以參加考試。后劉霦奉命督學浙江，拒絕賄賂和請托，所選拔的士子均為才俊。

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、十九年（1680）、二十三年（1684）家鄉連續遭災，他都為家鄉出資賑荒。康熙二十年（1681）任同考官，主兩浙武舉招選，海內稱其知人善任。他外和內剛，老成端重，同鄉李霨及蔚州魏象樞等都視其為畏友。卸職還鄉后，對鄉里謙而有禮，持家儉樸，恬靜耿介，好施樂義，得鄉里愛戴。晚年在家鄉建學募師，教授諸生，寒暑不輟，雖年高而不倦，內外宗親都感其功德。卒后祀于鄉賢祠。

紀耀（生卒不詳）字光甫。清苑人。清順治三年（1646)中進士，授刑部主事，升任刑部郎中。后出任紹興府（治今浙江紹興)知府。紀耀施以仁政，社會秩序安定。紀耀從政清正廉潔，個人生活簡樸，頗受紹興人擁戴，人們把他的政績和生活編成歌謠加以頌揚：“紀公為政，既寧而清，白墮（酒)三杯，黃齏一罌。”先后調任四川、山東按察副使，又調云南巡道，未赴任，因病逝于家中。

孫立雅（1610~1680）字君建，號宏齋。容城人，孫奇逢長子。幼年時讀書聰穎過人。16歲時為邑諸生，過定興江村時，鹿善繼就授他《認理提綱》、《傳習錄》，使他知道程朱陸王學問的異同。明亡后隱居不仕。孫奇逢遷至蘇門，留下立雅在家守墓，他在篷戶中淡泊如常，鄉里人有什么疑難事都找他來決斷，也有的走到近前就感到慚愧，打消了爭執的念頭。人們把他比作三國時期的管寧。他十多年不入城市，也沒有拜謁過公門。地方官員只要過其門往往拜見座談。清順治十八年（1661），推薦人才，部里的檄文一個接著一個，可是他堅辭不就。不久到蘇門，學問日益深厚，所論關乎至理。學者趙坦（字寬夫）稱他“有真性情，乃能為真學問”。孫奇逢去世后他哀傷欲絕，謹守禮節，并立六約：一先求做人，二當求自任，三不可長傲，四不可決裂，五不可自是，六作文不可抄襲。

魏一鰲（1613~1692)字蓮陸。新安（今安新）人。明崇禎年間舉人，曾任山西忻州知州。禮賢下士，多施惠政。明末變亂之后，不愿為官，清順治二年（1645)從清初大儒孫奇逢求學，在孫奇逢所居河南輝縣夏峰村之兼山堂旁筑室而居，為自己的居處取名“雪堂”。與湯斌、耿介等共相切磋，湯斌是清代有名的政治家、理學家，對他非常稱贊。他隨孫奇逢常往來百泉書院講學，從孫奇逢問學時間最長，前后達32年，因此紀錄下來的與孫奇逢的答問也最多。他曾于保定城內建上谷五賢祠。逝后入祀鄉賢祠。著有《四書偶錄》、《詩經偶錄》、《北學編》、《夏峰年譜》、《雪亭夢語》、《雪亭詩草》。時人對《雪亭夢語》評價甚高。

馬之馴（1615~1683)字君習，一字習仲。雄縣人。明諸生。著名學者孫奇逢弟子。馬之馴性格磊落，不茍流俗。好結納名流奇士，與新城（今高碑店)王余佑等相友善。明崇禎十七年（1644)一月，提學御史陳德純在易州（治今易縣)校考士人，馬之馴應邀待試，得以結識諸生50余人，眾人設壇盟于易水上，相約入深山避亂。二月，李自成率起義軍入據京畿，朝野震動。馬之馴組織邑中賓客子弟數百人，擒獲起義軍新任縣令郝丕績等人。明亡后，馬之馴曾南行渡淮謁見南明督撫史可法，討論復明事宜，后知此事已不可為，遂黯然北行，留居在諸城縣九仙山，教授生徒以自給。順治二年（1645)，拜謁孫奇逢學諸儒理學，深得孫奇逢推重。逝后，門人將其葬于諸城縣沙溝村。著有詩1卷，文1卷，《琴譜》1卷。

李明性（1615~1683)字洞初，號晦夫。蠡縣人。明代時與其兄成性、弟盡性均為蠡縣諸生，頗有聲譽。明亡后，明性閉門家居，謝絕交游，不求聞達。清順治八年（1651)，被郡縣以“學行兼優”推舉參加選考，但推辭不就，仍隱居家中，立意一心誦法先王圣學。明性慨嘆學人只在古人所編摘的書中“窮致物理”、“注事說物”，一味空談明心見性，既不切實際，亦與世無補，遂提倡修己治身之實學，并將孔圣全書及《通鑒》中對現實有益的內容摘出，以期引古籌今，經世致用。

顏元頗仰慕明性，并以父道事之，每入蠡縣必往拜謁。明性因嫌顏氏早年浮狂，缺乏涵養，輕談時事，且固執己見，故從不答拜。但又認為顏氏之學切實可行，遂命長子李塨從其學習。后李塨從師精研故訓，學識愈益精進，終成為顏李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。明性早年好射，晚年愈精，常于空閑時率弟子較射，彌留之際還叮囑諸子一息尚存，則不得有絲毫懈怠。逝后，學者共謚為“考愨先生”。

王余佑（1615~1684）本姓宓，字申之，一字介祺，號五公山人。新城（今高碑店）人。他幼有大志，讀書識大體。16歲補博士弟子員。初隨定興鹿善繼學，后受業于容城孫奇逢，又與茅元儀、杜越、刁包等人為師友，并曾得到桐城左光斗的賞識。

鹿善繼、孫奇逢二人為明末北方的學術大師，對王余佑甚為器重，亟稱之。而清初北方的大學者顏元、李塨則為王余佑弟子，對王余佑雅相敬重。顏元曾說：“夫子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，介祺得其二，溫、恭是也。”李塨也說：“春風滿坐，經濟滿懷，吾不及五公。”而在王余佑卒后，其長子王孚則亦以為李塨最能傳其父之學。到王余佑在獻陵書院講學時，門人弟子遠近從游的多至數百人。王余佑治學以性理為根本，以實學及物為主旨，以明體達用為宗，以間邪存誠為要；治身心專以誠敬為主，其于日用專以躬行實踐為事。待人則教以忠孝，和易簡諒，對己則立身孤介，刻苦砥礪，喜通任俠，敦尚氣節，有古獨行之風；治學范圍，舉凡天文地理、禮樂政刑、耕桑醫卜，以至西洋語文，無不窮析端委，上下數千年如指掌，多不甚循儒者繩墨。他還擅長書法，風格遒逸。

明天啟五年（1625），魏大中、楊漣、左光斗等人被閹黨魏忠賢逮捕入獄，魏大中長子魏學洢至京師抗爭，王余佑與鹿善繼、孫奇逢、杜越等人予以掩護，奮不顧身，相與周旋患難。父兄在抗清罹難后，王余佑奉繼父母隱居易州五公山雙峰村，自稱五公山人，躬耕養親，不求聞達，30年不入城市，而為學益勤。王余佑喜研兵法，早年跟隨孫奇逢學兵家言，以學習《孫子兵法》為主。他還身負武學，早年跟隨孫奇逢受學時，就是一面學兵家言，一面習騎射、擊刺，無不工。時人稱其才兼文武，精于技擊。卒后門人私謚“文節”，世稱文節先生。其著述有《五公山人集》14卷，《居諸編》、《涌幢草》30卷，《萬勝車》1卷，《兵民經絡圖》1卷，《諸葛八陣圖》1卷，《乾坤大略》10卷，《補遺》1卷。

王淑昭（生卒不詳）女。其父王炘（1617~1672），字濟似，號曉巖，別號茨庵。直隸雄州（治今雄縣）人。明末國變，徙居真州六合（今江蘇六合），課子女作詩，躬耕為生，是明末清初知名的布衣詩人。清康熙十年（1671）還雄州故里。鄧之誠《清詩紀事初編》稱王炘的詩“格調高古，多河朔幽燕之氣，郁勃之懷，興亡之感，時流露于筆端”。著有《茨庵集詩鈔》行世。

王淑昭是王炘長女。自幼聰慧異常，誦讀詩書過目不忘，終生不輟，學業益進。后來母親去世，她帶兩個弟弟一個妹妹獨居，王炘對她說：“繼承咱們家書香門弟的就是你了！”讓她除料理家務外，還要教兩弟一妹讀書，后來弟弟王企靖中進士，妹妹也以博學著稱。王淑昭出嫁后，先后幫助丈夫治理廣東恩平、河南涉縣兩縣，政績非常突出，后來又幫助她做刑部侍郎的弟弟王企埥判一大案，康熙皇帝非常高興，企埥跪地稟告說：“這都是臣的姐姐淑昭教給我的。”康熙皇帝驚異地說：“婦人有此卓識，實在應該嘉獎。”一次康熙皇帝讓群臣和一首詩，企埥求姐姐淑昭代他寫兩首律詩獻給康熙，大受贊揚，企靖又把實情稟明，于是康熙更知王淑昭才學。

不久，康熙便要把王淑昭召為六宮女師，派遣官員帶著金帛聘禮來請。王淑昭以自己年老上陳情表辭謝。康熙細覽其表許久，答應了她的辭表。87歲去世，其子左方煥收集她的詩作100余首，輯成1卷，即《王太孺人遺稿》，在當時廣為流傳。如《離恩平》詩：“晨起辭官署，歸途不計程。雞鳴荒店曉，日落遠山朋。行禮圖書重，衣裳綺繡輕。故鄉千萬里，何日到柴荊。”

王企埥（生卒不詳）字苾遠。雄縣人，王淑昭之弟。清康熙四十年（1701）中進士，曾任刑部侍郎，官至江西巡撫，頗有政聲。后退居鄉里，以詩文自娛。他秉承家學，善詩文，也編輯了不少他人詩集。如康熙六十一年（1722）編輯《明詩百三十家》，書前有自序，正編收錄明代130人詩作。僧道、閨秀之作附于最后兩卷。又編輯清代《四家詩鈔》20卷。四家是清苑郭棻《學源堂集》6卷、巨鹿楊思圣《旦亭集》8卷、任邱（今河北任丘）龐塏《叢碧山房集》6卷、文安紀炅《桂山堂集》8卷。并為每個人的集子作序。還編有《畿輔七名家詩鈔》，這七名家是：永年申涵光、巨鹿楊思圣、雄縣王炘、定州郝浴、文安紀炅、清苑郭棻、任邱龐塏。盱江湯永寬作序說：“七家詩鈔，乃王公匯而梓之，以垂不朽。”

郝浴（1623~1683）字雪海、冰滌，號復陽。定州唐城村人。清順治六年（1649）中進士，授刑部主事。順治八年（1651）升任湖廣道御史，并委以欽差大臣巡按四川。此間郝浴體察民情，為民請命，直言敢諫。因多次上疏揭發吳三桂，被吳懷恨在心，為其所謗，流放奉天。順治十一年（1654）六月走上流放之路，寓于沈陽。順治十五年（1658）移居鐵嶺，創辦銀岡書院，傳授理學經典，培養生徒，普及文化。

銀岡書院培養了眾多人材，成為鐵嶺文人學者聚集之地和文化中心。銀岡書院也是東北地區惟一保存下來的古代書院，是清代著名的五大書院之一，在東北教育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。周恩來曾在銀岡書院讀小學。銀岡書院的建立，對鐵嶺、遼寧及東北地區的文化藝術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。郝浴在此講學18載，弟子眾多。康熙十四年（1675），侍郎魏象樞上奏，稱郝浴“才、學、識兼優，不宜終棄”，康熙皇帝準奏，官復原職。此后仍多次上書陳諫，就軍事、經濟等方面陳述己見，還請御書“清”、“慎”、“勤”等字，頒發各省督撫懸之堂上，使官、民均得瞻仰遵守。因有每天上奏三本的習慣，人稱“郝三本”。今定州市博物館存郝浴畫《大雪圖》1幅，畫面透徹，立體感強，給人以清新的感覺。郝浴著有《子午集》1卷、《中山史論》2卷、《郝中丞奏議》4卷、《中山集》4卷等。

其次子郝林，字中美。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）中進士，授中書科中書，歷任吏部郎中，禮部侍郎，加尚書銜，亦以廉政稱。著有《奏議》、《徂東遣懷》、《使粵吟》、《唐水詠草》、《明雜詠》各1卷。

李霨（1625~1684)字臺書，一字景霄，號坦園。高陽龐口村人，李國木普之子。自幼聰穎勤學，7歲時喪父，執禮如成人。清順治三年（1646)中進士，由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，后進為編修。順治十五年（1658)，官拜秘書院大學士，后內三院改為內閣，任東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，十六年（1659）加太子太保。曾與大學士巴哈納等一起校定大清律例。

康熙即位（1662)，恢復內三院，任弘文院大學士。康熙九年（1670)又設內閣，任保和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。康熙命修《世祖實錄》，任總裁官。康熙十一年（1672)書成，晉升太子太傅，深受康熙器重，凡調兵遣將等機密詔書，均口授后由他起草。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)，奉旨參與重修《太宗實錄》。是年，清將施瑯自福州出海，兵取澎湖，繼而于鹿耳門登陸，統一臺灣。施瑯以“臺灣棄取，所關甚大”，并上疏建議設官鎮守，以加強對臺灣的統治和開發。但廷議不一，有人提出“遷民棄地”之議。康熙難決，召集閣臣征詢意見。李霨力排謬議，明確提出：“臺灣雖孤懸海外，但屏蔽閩疆，可取而不可棄。”應同意施瑯的建議，因而事決。朝臣倚以為重，但從不居功自傲，他說：“恩威出自朝廷，職掌歸之部院，我何功之有?”

李霨贊理朝中機務20余載，始終克忠職守，勤勞不輟。晚年于京城建造一處寓所，自名“寄園”，自稱“據梧居士”。逝后謚“文勤”。著有《心遠堂詩文集》、《伴星草》、《閩役紀行略》、《心遠堂續集》等。

田極（生卒不詳）字象極。高陽人。幼年時即嗜好讀書。與同鄉李霨同補弟子生員，后屢試不第。他非常孝順，父親早亡，悉心侍奉母親。在家鄉講學，闡發程朱之學，講說融會貫通，聽者都樂意從其教誨，教人以修謹誠實為主，循循善誘，即使是那些不守規矩的，聽了他的講課，也成為謙謙君子，使人一看就知是出自田極門下。授徒數十年，弟子有成就者難以計數。他樂于助人，只要是告訴他日子過不下去了，他家里即使是僅存升斗，也要分一半給人，他說這是以窮濟窮。他常說：我不能像范文正公那樣置義田，但不吝惜自己的所有，族人也不要為利益爭長競短。在同族人中產生很大影響，只要是族人與他人發生爭執的，都到他面前謝罪。所以其族人有50年沒有發生過訴訟。田極為人平和簡易，而又不茍言笑，所以人們對他既敬重，又有幾分畏懼。著《四書輯要》多卷。去世前猶教導子孫要讀正書、做正人。逝后，門人弟子私謚“端介先生”。

趙之鼎（生卒不詳）字潔庵。滿城方順橋村人。清順治五年（1648）中舉人，授浙江淳安縣知縣，施政清廉，奉朝廷之命制造海船，省工省時省料，工匠欽佩誠服。如有農家為田地發生糾紛，必親自到現場丈量，使奸刁之徒不能放縱。民間有歌謠稱其恩德：“趙公我母，嬰啼而撫。”后薦升監察御史，在巡視浙江鹽務時，鹽民上書，百姓窮困，軍餉實難繳付。趙即上疏朝廷：兵的衣食來自于民，民的衣食來自于耕作，如果把民眾的衣食都征作軍餉，民眾就無力耕作了。應對百姓施以仁政，減少詞訟，懲辦貪官污吏，不許盤剝百姓，百姓負擔輕了，籌措軍餉也就不難了。朝廷采納其建議。后任刑部侍郎，常對人說，做掌管刑法的官，應明察秋毫，不能有半點差錯，不然就會錯殺無辜，遭眾人唾罵。后因病回故里，逝后祀于鄉賢祠。

崔成名（生卒不詳）字仁齋。安肅（今徐水)人。清順治四年（1647)，以諸生經殿試，授廣德州（治今安徽廣德)知州。當時州民苦于徭賦之重，成名恤民之苦，免雜費溢額白銀4090余兩。該州每歲解送糧草至楚（今湖北)，費用以萬計，勞苦尤甚，成名請求上官革除其弊。有土寇聚于山林湖澤，出沒剽掠，為害百姓，成名率兵搗覆其巢，民始得安。在任禁賭博，懲爭斗，教民節儉，躬身表率，于是州中大治。

后遷真定府（治今河北正定)知府，厘奸剔弊，誅玩法者，秩序井然，吏胥都凜凜守職，不敢為非。有貪吏持銀800兩賄賂成名，懇貸不法，成名立即寄金于府庫，并秉公上報，嚴懲不貸。事情上聞，皇帝命戶部記其名并進行嘉獎。旋升浙江按察司副使，以清軍驛傳為專務。會親王統大兵征兩廣，過境索船，民多逃亡。成名抗言于親王，陳述吊民伐罪之義，親王采納，并嚴束士卒，勿擾民。得百姓信賴，境內復定。后辭政居家，逝于故里。

李蔭祖（1628~1664)字繩武。清初陜西提督李思忠次子。原籍遼寧鐵嶺，隸漢軍正黃旗。其父順治初年（1644）隨清軍入關，因軍功分土于完縣（今順平），遂家于李各莊。李蔭祖對弟兄友愛，對父母孝敬，學習勤奮刻苦。16歲入國子監讀書，為祭酒薛公所賞識。初官戶部員外郎。他所經手的賬目，均一清二楚不差毫厘。后被提拔為右僉都御史，兵部右侍郎，他洞陳時弊，深通治道，連閱歷豐富、處事持重的老臣也無不佩服。累遷兵部右侍郎、直隸山東河南總督、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。

天雄諸郡邑鬧災荒，到處是顛沛流離的百姓。他緊急上疏，請求安置災民。皇帝準奏，難民得到了妥善安置。五臺地方商鼎叛亂，皇帝欲派兵征剿，他考慮到師行糧從，必然要煩勞百姓，便建議用招撫的辦法，果然，鬧事的人都感動流涕，表示愿意遵從教化。順治皇帝常對廷臣們講：“李蔭祖對國事盡心盡力，民皆稱頌，使人人如彼，天下何患不太平?”湖廣等地變亂不寧，順治任李蔭祖為湖廣總督加太子太保銜，他單人獨騎到營伍中，巡視軍隊調動，糧草調運，糧草、軍需他都一一盤查過問，從而使軍紀嚴整，官無中飽私囊之行，兵無勒索百姓之事。這時又趕上天災，他便把老百姓吃秕糠、野菜的情形畫成圖畫上報朝廷，促使皇帝下詔免除當地十分之八九的賦稅，使災民免于流離失所。后因病辭官，回鄉奉母，不久去世，葬于完縣鳳棲山右側。

孫博雅（1630~1684）孫博雅（1630~1684)  字君僑。容城人。孫奇逢第四子。少年時，受其父訓教，勤奮好學，廣泛涉獵儒家書籍。15歲應童子試，受到提學御史陳德純贊許。值明末清初變亂之際，遂絕意仕進，跟隨其父隱居易州（治今易縣）五公山，攻讀先儒之書。后隨父移居輝縣蘇門。孫奇逢在蘇門夏峰著書立說，四方士子前來求學者絡繹不絕，跟從孫奇逢學習的人很多，不少是從上千里以外慕名而來，博雅把他們的學習生活都安排得井井有條。

孫奇逢晚年重聽，弟子們請教疑難問題必由博雅轉達，并協助其父對士子們提出的問題詳加解釋闡發，從未有一絲厭倦情緒。孫奇逢許多著述也都靠博雅幫助編訂，有些文稿雖數易其稿，但每次都認真以工筆抄錄整齊。康熙八年（1669)，清廷詔舉山林隱逸，博雅以其文名被郡守舉薦，但以父親年老而辭。父親病故后，雖貧困仍力學不倦。博雅為人真誠，喜稱人好處，人有過錯，不直截了當指出，而是引一兩句古人語給予規誡，而聽者多能省悟改過。逝后士大夫私謚為“文孝先生”。著有詩文《日約齋集》。

郭棻（生卒不詳）字芝仙，號快庵。清苑人。自幼才思敏捷，清順治九年（1652）中進士，改庶吉士。御試時，其詞名列第一，授翰林院檢討。康熙十一年（1672）任河南典試官，以才德選人，深得民心。后授經筵講官，侍值南苑。康熙命其書寫唐人早朝詩，置于殿側屏風之上，時時御覽，并贊“郭棻辦事老成，優于學，實為北方才子”。拜郭棻為正詹，與睢州湯斌同任東門講官，且免拜賜座，賞貂裘珊瑚、捻珠等珍貴物品，榮冠一時。

郭棻講求經世之務，凡禮樂刑賞、用人理財等大政方針，無不探索原委。考幾千年之變故，著十策上書，晉內閣學士，兼禮部侍郎。每當討論民生大計，不畏權貴，據理力爭，故遭權貴嫉恨，被迫辭歸故里。在家鄉，留心考察當地經濟資源，提出先治水、后治田的經濟開發方案；關心教育，親自督學，捐款貼補教育費用。當時本地科舉中第者多出其門下，被尊為“清苑夫子”。工詩文、善書法，當時宏篇巨制多出其手，文筆與華亭沈荃齊名，有“南沈北郭”之譽。郭棻一生清廉，卒之日，家產蕭然，以布衾覆斂。謚“文清”。著有《甲申保定府殉難記》、《皇畿大一統賦》、《學源堂文集》19卷、《學源堂詩集》10卷，總纂康熙《畿輔通志》、《保定府志》、《清苑縣志》等書。

陳僖（生卒不詳）字藹公，號余庵、想園。清苑人。清初貢生，幼年時受業于孫奇逢弟子高鐈，得其師承，善作文章，慷慨有大志，為清初名士陳名夏所贊許。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薦博學鴻儒科。與龔鼎孳、梁清標有往來。文名與同鄉郭棻相齊，郭棻多應酬往來之作，而陳僖則嚴謹立言，務求有補于世。王士禎論畿輔古文，以陳僖為首，為當時名流所欽佩。他很少與人交往，名其齋室為燕山堂。著有《燕山草堂集》、《上谷殉節紀事》，及書牘、傳記等。

馬之骦（生卒不詳）字旻徠。雄縣人。拔貢，熱衷教育，初任灤州訓導，歷任元城教諭、廣平教授、江都管河主簿、山東壽張縣主簿等職。馬之骦治學嚴謹，精于詩詞格律。著有《易鬯》、《詩鬯》、《禮鬯》、《四書戡》、《長林論世》、《毛詩元韻》、《算數新箋》、《琴音新表》、《古調堂詩文集》、《三亭詞》、《歷代詩防》、《當代詩防》、《張秋志》、《養正集》、《雄縣志》、《新城縣志》等。

馮源濟（生卒不詳）字胎仙，號谷園。涿州人。馮銓之子。清順治十二年（1655）中進士。順治帝知其為馮銓之子，特在南苑召見，溫言撫慰，給予嘉獎，由庶吉士授編修，累遷為侍續學士。后因事獲罪降級。未久，遭父喪，守孝三年，起授侍讀，遷庶子。不久，又升國子監祭酒卒于任。馮源濟孝友父兄，樂行仁義，為鄉里推重。家有快雪堂，世代精于收藏，平時受到耳濡目染，能書善畫。其書法學北宋米芾，山水畫學五代南唐董源、元代黃公望，布局宏闊，筆墨深厚，間以青綠。喜吟詠賦詩，著有《恰宜樓詩》、《谷園集》。

劉芳躅（生卒不詳）字增美，號鍾山。涿州人。清順治十二年（1655)中進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。三年后，散館授編修。十六年（1659），遷侍講，旋升內宏文院侍讀學士。康熙五年（1666)，充任《明史》纂修官，遷內秘書院學士。六年（1667），充任會試副考官，又任《世祖實錄》副總裁。七年（1668），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任山東巡撫。上任后，遇地震，上疏請格外免除秋稅和丁徭，部議決定受災最重之三州縣，免本年錢糧十分之四，另有30余州縣各按受災輕重分別免除。因賑災有方，加工部右侍郎銜。后又多次疏陳大計。八年（1669），上疏建言山東各地仍設或增設守、巡各道，裁驛傳道。又言：地方緝盜，事先規定數目，百弊叢生，應除此弊，免致捏陷無故。以上奏疏，均得旨允行。九年（1670）又上疏言：“山東省素不產銅，惟收買舊錢供鑄。今舊錢盡，銅仍缺，按期限鼓鑄，不惟銅價騰貴，且恐鑄多錢壅，請撤局停鑄。”被采納。

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，奉命考察各省督撫，部議芳躅才力不及，降二級調用。遂辭歸鄉里，擇地居于易水河畔，與弟芳哲往來大房諸山中，以詩酒相娛樂。不久去世。著《留云山房集》。弟劉芳哲，字宜人，別號拙翁。順治十年（1653）中進士，任庶吉士，改編修。后遷國子監司業。能以踐履倡率后學，人望所歸。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，乞休歸里，筑草亭于石橋村，教學其中，賑恤孤寒，獎掖后進，頗受鄉人愛戴。四十二年（1703），康熙帝南巡過涿州，芳哲跪道左拜謁，康熙帝召對嘉獎，詔復原官，芳哲辭不再出。后逝于故里。著有《拙翁集》、《拙翁庸語》。

于嗣登（?~1679)字岱仙。安州（治今安新)人。父于崇慶，由舉人歷部郎。于嗣登少時好讀書，博通經史。清順治三年（1646)中進士，特授侍御史。蒞任僅兩月，因監禮太廟失儀，罷歸。10年后，被薦舉復官，遣視兩湖鹽政，清理拖欠，使餉銀富足。部內有大猾為害，累不能制。嗣登將其捉拿歸案，繩之以法。因功掌河南道事，監察吏、兵二部。不久，遷吏科給事中，轉禮部。所上章疏皆關大計，時論稱許。后升光祿寺少卿，累遷刑部右侍郎，讞獄多所平反。凡判決書有不當者，總是獨上一議或加以勸阻。他說，人命至重，“此心無愧，此官安足惜!”時人稱其為“今之于公”（即于定國，漢宣帝時任廷尉)。會更定處分光棍例，嗣登又獨主一議，被降二級，補光祿寺卿。不久，升大理寺卿。康熙十八年（1679)，以病告歸，逝于家。

李如淓（生卒不詳）字仲淵，號澹庵。高陽人。其祖、父皆死于明末戰亂。如淓于兵火之間冒險尋獲祖、父遺骸安葬。弟年幼，如淓撫養篤厚，弟有病，憂慮不能食，以孝友聞于鄉里，為時人所稱道。有才華，性豪邁，淵博而高雅，以能文見稱。

清順治十六年（1659)中進士，授江西萬安知縣。清丈地畝，秉公無私，不法者皆畏懾。勸導農耕，興修水利，筑壩于蘇溪下流，蓄水溉田，歲獲豐收。不久調任湖南零陵縣知縣，明察善斷，相鄰各縣有疑案，也委托如淓審決。永州民李楚蘭父子，被人誣陷下獄數年，前任諸縣令都沒能斷決，如淓查明其中情偽，立即釋放。零陵縣荒僻，城廓附山，形勢險固，好事者倡議開挖護城河，道府竟下令動工。如淓嘆道：民力枯竭，豈能堪此重負?于是力爭不可勞民，役才止。奔母喪去任，當地百姓赴其宅請留者達數百人。依當時法令，不準服喪三年，于是如淓提前返任，調四川豐都知縣。

康熙十二年（1673)，吳三桂叛亂，豐都淪陷，叛兵迫以偽職，如淓拒不受，被軟禁三年，志操不屈。后乘間逃走，穿越于荒山野谷，冒死于刀兵之下，歷盡艱險抵荊州（治今湖北江陵)，叩軍門稟報敵情，又出謀劃策，陳于知府，使以上聞，朝廷嘉其忠節，詔復原職。以助餉至京，病逝。著有《行素堂詩集》行世。

崔蔚林（1634~1687)字夏章，號定齋，又號玉階。新安（今安新）人。其父崔九圍為清初大儒孫奇逢弟子。崔蔚林少時即喜好讀書，學習勤奮。順治十五年（1658)中進士，選翰林院庶吉士。受學者熊賜履影響，開始鉆研宋明諸儒學說。尋升弘文院侍讀，晉侍讀學士。不久，又轉翰林院侍讀學士。康熙初年（1662)，遷侍講學士。后回鄉省親，曾與新安學者杜越論學，杜越贊其辨學“猛勇深細”。假滿回京后，更一心研究諸經，尤潛心于《易》學。

康熙六年（1667)，他前往河南輝縣夏峰村從孫奇逢求學問。孫奇逢認為，王陽明學說與程朱理學可"相濟為用"，兩派學說相互并不牴牾，如果存一說廢一說，“是有春夏而無秋冬矣”。孫奇逢兼采陸王程朱之說對崔蔚林影響很大。崔蔚林在蘇門夏峰居留期間，除與奇逢論學外，還遍游山川景物，自謂有“春風舞雩之樂。”后回鄉養病，更是潛心研究《易經》，并頗有所得，認為太極圖說是“動而生陽，靜而生陰，一動一靜，互為其根”。病愈后，崔蔚林返京補原官，并奉詔撰《易經講義》。從此，除入朝外，即閉門謝客，殫思竭慮，對《易經》中的一卦之大旨，爻、象之細微道理，無不反復推求。康熙皇帝對崔蔚林的學識和為人頗為賞識，先后贈以貂裘、文綺、珍果諸物。崔蔚林認為學有三關，即“義利”、“毀譽”、“死生”，晚年又認為，其實只“義利”二字就足夠了。

一日入朝值班，忽患中風，手腳俱癱，三日后方能說話，于是要求退休。回鄉后病中仍好學不斷。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（1688年1月25日）病卒。著有《四書講義》、《易經講義》、《解易》等書。

賈珍（生卒不詳）字襲什。蠡縣人。諸生。幼年即有文名，曾隨叔父遍游曲阜，探訪孔孟遺跡。后因厭倦城邑紛囂，遷往城西北荒蕪野地，隨其遷徙者20家，名之為廿家莊。賈珍為人有主見，不逐世俗。清初士人學子用字為文競尚乖僻，使人難以辨認，文句無法句讀，賈珍則不以為然，后此風漸衰，嚴肅文體復興，人們都稱其有先見之明。賈珍50多歲時，其弟因子弟無所師范，請他回城授徒，顏元及其子侄等十余人亦來從其受學。當時顏元年已19歲，染有惡習，賈珍遂教育顏元要做正人君子，必信必果，內不欺心，外不欺人，要說實話，做實事。顏元感悟，將此言書為聯語掛在中堂，以此自勉，惡習頓改，折節為學。

賈珍以身作則，訓誡有方，因材施教，寬嚴適宜，常常將輕箴片語講得非常生動，令聽者泣恨不能自已。篤尚儉約，每餐四餅、一盤蔬菜，學生宴請從不赴。無論賢士或不肖之徒，賈珍均能溫恭以待，喜怒哀樂不形于色。善飲酒，但志不同道不合者不擇。其為人知己守節，不屈于權貴，其一姻親被捕，邑宰派衙役傳言，只要能得賈相公只字即可放人，賈珍則寧折不彎，堅不應允。邑令慕其學名，特備禮求見，亦為賈珍所阻，后當邑令去職時，賈珍才前去拜會。在當地德高望重。終年64歲。顏元私謚為“端惠先生”。

顏元（1635~1704)字易直、渾然，號習齋。博野北楊村人。顏元在動蕩不安的家庭生活中長大，他父親曾被蠡縣一位朱姓小官吏收為養子，他生在朱家，因而姓朱。母親在他12歲時改嫁。

顏元19歲入鄉學，厭倦八股，學習史鑒。21歲讀《資治通鑒》，22歲時學醫，23歲時學兵法，24歲時開私塾授徒，并開始為人治病。這一年他自名其齋為思古齋，自號思古人，他寫了《正道論》，后改名為《存治編》。24歲時讀陸九淵、王陽明語錄，這是他學術事業的真正開始，26歲時，得《性理大全》，見周、程、張、朱語錄，暢然改志，以為較陸、王二子尤為純粹切實，認為這是孔孟真傳。此后，進退起居，吉兇賓嘉，必奉文公家禮為法則，奉《小學》、《近思錄》等書如孔子經文。30歲時開始與王法乾討論學術，勤學改過。35歲時他認為程朱的“靜坐讀書”的方法和“氣質之性非性善”的道理不合乎孔孟的宗旨，于是背棄陸、王、程、朱之學。次年一月，他著《存性編》，改思古齋為習齋，十一月著《存學編》，提倡恢復“周孔正學”，認為“程朱之道不熄，周孔之道不著”。

朱翁死后，顏元返回博野，恢復原姓。45歲時，蠡縣李塨來向他問學，李塨是顏元的得意門生，他們二人創立了清初的顏李學派。康熙三十年（1691）三月，57歲的顏元南游中州，沿途不懈地宣揚他的“四存”（存性、存學、存治、存人）主張，十月初返回博野。

顏元62歲時，應肥鄉郝文燦之請，主講漳南書院，后因漳水大漲，書院被淹沒，不得不返回家鄉。其著作和年譜主要有《四存編》、《習齋紀余》、《異錄》、《顏習齋言行錄》、《顏習齋年譜》等。

顏李學派是清代初期思想領域頗具影響的一個學術流派，提倡“實學”，主張“實文、實行、實體、實用”，與清初官方提倡的宋明理學相對立，在社會上產生過相當大的影響，被稱為“顏李之學數十年，海內之士靡然成風”。顏李學派的主張曾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評價。

顏李學派的主要思想特征：一是批評宋明理學的空疏，崇尚實學。顏元早年學過神仙導引，信奉過陸王心學和程朱理學。34歲時，他的養祖母病故，按朱熹《家禮》服喪，疏食少飲，幾乎病餓致死，這使他對理學產生了懷疑。從此，他以“實文、實行、實體、實用”為學術宗旨，力斥宋儒靜坐讀書、存心養性之學。他提出，程朱是與孔孟對立的，所以“必破一分程朱，始入一分孔孟”。認為儒學的真諦在于“申明堯、舜、周、孔三事、六府、六德、六行、六藝之道，大旨明道不在詩書章句，學不在穎悟誦讀，而在其如孔門博文約禮，身實學之，身實習之，終身不懈者”。特別強調學習“六藝”，即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，以及“兵農錢谷，水火工虞”等生產、軍事方面知識和技能的重要性，表明了他的實學是以實用為宗旨。李塨繼承了顏元的這一思想，批評宋明儒者專為“無用”之學，認為學術研究的目的是有益于世道，倡導親身踐履。

二是反對宋明理學所說的“天命之性”和氣質之性，盛贊孟子的“性善論”。顏元認為，天下沒有“無理之氣”，也沒有“無氣之理”，氣即理之氣，理即氣之理。他認為只有氣質之性，才是人性。他贊同孟子確定人性本善，是有功于萬事，強調理、氣、性、形不二，指出人的惡行是由后天的“引蔽習染”而導致的結果，并提出性、情、才三者相統一的人性論。顏元主張恢復井田、封建學校的“王道”政治，又提出以“墾荒，均田，興水利”七字富天下；以“人皆兵，官皆將”六字強天下；以“舉人才，正大經，興禮樂”九字安天下。

王學詩（生卒不詳）字全四。完縣（今順平)人。不識文字，以造筆為業。性至孝，曾割自己的股肉為其母療疾，靠傭耕換錢安葬其父。后名儒孫奇逢為表彰其事跡，特作《王孝子傳》。于是世人皆知有王孝子其人，學詩之筆亦由此有名于天下。當時，從通都大邑到窮鄉僻壤，凡學詩制作的筆一上市，大家都爭相購買，嘖嘖稱贊。學詩家境貧寒，但每遇別人有難，都慷慨解囊，從不失信于人。遇到鄰里蒙冤，大義相助，進京為其辯誣，因此，有人曾將學詩之名書于神之上，置于神像旁拜祝，但被學詩勸止。

王學詩曾先后拜魏象樞、孫奇逢為師，后聞顏元盛名，十分傾慕，先后三次到顏元家中拜謁，并長跪兩晝夜，希望能被收為門生。顏元告訴學詩，他最討厭那種只圖有師徒之名分，而無師徒之實的人，如學詩能像他本人那樣遵守古禮，每月朔望之日哭奠先人，就收其做弟子。學詩回家后依言而行，但不久就染疾而逝。顏元聞學詩果然按自己的話行哭喪之禮，甚為感動，為學詩親撰奠文，并將其列入弟子名籍。

鐘钅夌（生卒不詳）字金若。博野人。幼年即負經世之志，后從顏元受業。李塨稱鐘為顏元門生第一人。顏元62歲時到漳南書院持教授徒，鐘钅夌一直陪伴左右。顏元率門下弟子行禮，禮器、禮位均由鐘钅夌依古制一一設置，絲毫不茍。鐘钅夌曾佩刀侍從顏元。清雍正年間（1723~1735)，紀元功令講約以諸生中學行兼優者充當，邑宰趙某請鐘钅夌擔任，每月吉日，侃侃宣講，一市之人都為之嘆服。79歲去世，門人私謚為“孝端先生”。鐘钅夌曾輯顏元言論編為《言行錄》、《辟異錄》、《習齋記余》等書。自著有《哀感錄》、《女范淑烈集》、《農書一隅集》等。

韓藎光（生卒不詳）字篤臣。高陽人。清順治十八年（1661)中進士。康熙九年（1670)，任河南中牟知縣，創建廣學書院，設立義塾，讓學生免費入學；立文會，并親自授課；修纂縣志，重建縣衙大堂，修繕殘缺房屋，使中牟縣百廢俱興。康熙十一年（1672），韓藎光分校鄉試，考選多名人，受到稱贊。當時該縣土地貧瘠，不能如數交納賦稅。韓藎光不向農民強索，而是組織農民開墾荒田，所收糧食，用作補缺，采取“征糧定期限，去浮費”的辦法征田賦，作法切實可行，農民都能如期交納，鄉里秩序穩定。

韓藎光還十分重視興修水利，前任知縣開水池72個，韓藎光根據地形，又修48個，使中牟縣蓄水池增加到120個，保證了農田灌溉用水，糧食連續幾年大豐收。后來，調往四川榮縣。韓藎光盡力于事，成績顯著，上司以其勤政安民上報朝廷。不久升任刑部主事，到任僅10天，因病去世。

鹿賓（1646~1714)字鳴嘉，號誠齋。定興人。其父鹿盡心曾任山西安邑知縣。鹿賓于清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)中進士，授湖南桂陽知縣，上任后首先革除里長輪值供應差役的弊病，減輕百姓負擔。又十分重視教育，集中縣內優秀士人，親自授課，同時給予資助，待之親如子弟。縣內山田多荒棄，鹿賓組織農民重墾山田，并教之種麥之法，當年即獲豐收。后政府令丈量土地，鹿賓先令百姓自己丈量，然后親自檢查驗收，只用十余天，便準確地丈量完畢。當時附近各縣縣官為保官位謊報土地，鹿賓公開表示不干這種坑害百姓之事，據實上報。由是桂陽百姓競相努力耕墾，贊鹿賓是“吾慈父母”。受到巡撫器重，有要事則相與商處。

當時鎮將俞章言克扣軍餉，陷害守備黑文英，欺下瞞上，侵害士兵，士兵大嘩，集至省府向巡撫控告，巡撫立即請鹿賓商議，委任他親自處理，以收攏兵心。鹿賓趕到現場，說服士兵回歸隊伍。隨后，命俞章言立即廢除克扣，遂使士兵安心服役。鹿賓從政態度嚴謹，為官不貪不沾。自任官起要求下官每三個月造一文冊，記錄經理事項及開支情況，離職時兩袖清風，身無銖粟。因政績卓異，被授予陜西道監察御史。建議朝廷慎重選擇教官，不應以捐貲少年為教官。被康熙皇帝采納。調任浙江道，康熙曾賜御書七言絕句。后因事罷官歸里。康熙五十二年（1713），康熙皇帝誕辰之日，鹿賓率庶老進京祝壽，康熙詔復其官，賜尚方所制砥石山硯一方，并御書款識。

陳鶴齡（?~1726)字鳴九。安州（治今安新)人。學者陳浵之子。清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)舉人。少年時受其父訓教，好讀河津（薛瑄）、姚江（王陽明）二家著作，崇尚王陽明學說。父母病故后，被選為正定縣教諭。效法宋朝胡瑗的方法，訂立章約，教授諸生儒家經史文藝，循循善誘，反復指教，附近30余城士子來學者達數百人。有一年，滹沱河泛濫，鶴齡奉命視察沿河水災，有人暗中勸其不要如實秉報，鶴齡正色回答說：“我親眼目睹災情，百姓饑饉難耐，如隱諱不報，豈不太負此心？”遂據實向上報告災情。官府根據他的報告開展賑災，使幾千戶百姓得以活命。后來，陳鶴齡又擢遷順天府教授，仍諄諄提掖后進。平素待人平和，“教人務盡其誠”，從不背后議論別人是非短長，好成人之美。作文不事雕琢華麗，而講求內容充實。雍正四年（1726)逝于任上。著名學者李塨、方苞等私謚為“懿長先生”。

李塨（1659~1733)字剛主，號恕谷。蠡縣西曹佐村人。出生于殷實家庭，自幼聰慧過人，康熙十七年（1678）考入縣學為生員。康熙二十年（1681）遵父囑拜顏元（習齋）為師，他勤奮好學，博采眾家之長，除拜顏元學禮外，先后學琴于張函白，學射于趙錫之、郭金城，問兵法于王余佑，學書于彭通，學數于劉見田，后赴浙江學樂于毛奇齡。康熙二十九年（1690）中舉，三十九年（1700）入京會試，落第，被左都御史吳涵聘為家庭教師。

他撰寫的《大學辨業》一書由吳涵出資刊行，名動京師，少宰徐秉義、相國王琰、侍郎許三禮等都與其論學。李塨除在家鄉和京師講學議政之外，還先后助郭金城治理浙江省桐鄉，助溫益修治理河南省郾城，助楊勤治理陜西省富平。時富平地方秩序紊亂，他主張“治亂國當以嚴”，首先要“禁斗爭、止賭博、勤聽訟、減催科、除強恤弱”，然后再“旌孝弟、崇學校、選鄉保、練民兵、勸農耕、興水利”。在其指導下，不到一年，富平“百廢俱舉”、“政教大行”。關西學者聞風而至，跟隨他學禮、兵、樂、農，研究儒家經典。

康熙五十七年（1718），任通州學正，任職三個月后，辭官回故里，“力農臻富”，成為當地有名的鄉紳。他依據顏元的“墾荒、均田、興水利”，提出更為具體的主張，如“洫溝開而灌溉興，田必沃、稼必茂，一畝可敵陸田數畝，是益田也”。他講學重體育，提出“一人動則一人強，一家動則一家強，一國動則一國強，天下動則天下強”。且身體力行，對學生既教文又教武。他既是學者又是武術家，尤精劍術，武俠竇爾墩曾向他拜師學藝。他創編的“青龍十三劍”流傳至今。雍正九年（1731），他兩度到保定蓮池書院任《畿輔通志》總裁，后因病辭歸。

著作主要有《小學稽業》、《大學辨業》、《學樂錄》、《青龍十三劍》、《擬太平策》、《閱史郄視》、《論學》、《周易傳注》、《詩經傳注》、《恕谷后集》、《田賦考辨》、《郊射考辨》、《學禮錄》、《學射錄》等48種。與顏元共稱“顏李學派”。后人將其著作編成《李恕谷遺書》，并與顏元著作合編為《顏李叢書》。他在學術上注重實學，反對死讀書的學風，認為“紙上之閱歷多，則世事之閱歷少；筆墨之精神多，則經濟之精神少”。注重實踐，提倡“智以事練之”。在時政上反對封建豪強兼并，提出“耕者有其田”的設想。他說：“所以無立錐之地者，以豪強之兼并，今立之法，有田者必自耕，勿募人代耕，惟農有田耳，非均田則貧富不均，均田第一仁政也。”在古今觀問題上，顏元教他要“厚古”，李塨則勸顏元不要“盡執古法”，要“宜酌時宜”。

顏李學說在當時社會具有一定進步性，并在中國教育史上有重要地位。1919年，總統徐世昌想利用“顏李學說”治理國家，興建了不少“四存”學校。新中國成立后，顏李學說也受到重視，成立有“顏李學說研究會”。郭沫若對顏李學說有很高的評價，并著有《顏習齋與李恕谷》一書。

趙允昌（生卒不詳）字晉升。滿城人。自幼聰穎，孝敬長輩，待人誠實，酷愛學習。14歲補博士弟子員，成績優異。清康熙八年（1669)中舉人。二十年（1681），授延慶州（治今北京延慶)學正。當時延慶閉塞，文化落后，趙允昌首先振興文化教育，親自為諸生授課講解，并捐俸銀資助家庭困難的學生。后移任趙州（治今河北趙縣)學正。四十二年（1703），康熙皇帝南巡過趙州，趙允昌率領諸生跪迎，因儀禮嚴整，獲康熙皇帝嘉許，并賜給“儒氣官”三字，以示恩寵。后歷任永平府（治今河北盧龍)教授、開原縣知縣。治縣清靜廉平，事事與民休息。其上司以先達推重，三載考績最優。退休歸鄉，優游田里，足跡罕至公府。終年92歲。

趙允昌自律甚嚴，幼時即言語嚴謹，衣容整肅，喜歡接引后學，提倡德才兼進。因此執教20年，所歷之處，士風皆變，時論譽之為“國子先生”。趙允昌讀書勤奮，生平手不釋卷，至老猶如此。為文清新剛健，自成一家。著有《荊溪集》。

趙灝（生卒不詳）字素園。滿城人。父趙允昌，學行俱佳，有名當世。趙灝20歲時為秀才，甚得督學董訥器重。清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)中進士。當時蘇州宿儒、給事中盛符升與原督學董訥任本次考試總裁，兩人均以得趙灝為幸事。其后，趙灝任江西弋陽知縣。弋陽人好訟，凡遇有人投牒對簿，趙灝必先多方調節，無效后，方予判決。又效法西漢景帝時的文翁，獎勵入學讀書。弋陽素有溺女惡習，趙灝嚴令禁止。數年后，民風大變，被當地人譽為“趙青天”。

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）省試，趙灝分校禮二房，搜查遺卷時，得朱軾文卷，視為奇文，于是極力推薦，使朱軾得以上解。因此事而遭人忌恨，被罷官回籍。后朱軾當國時，欲特疏保薦，趙灝堅辭不受，終不復出。趙灝敏慧強記，過目不忘。幼年喪母后，事繼母，撫幼弟，始終如一，無絲毫怨言。被罷官后，以奉親為樂，雖屆古稀之年，猶事父如孺子，孝謹不讓當年。父親去世后，趙灝哀傷不能自止，亦于父歿的同年離世，終年73歲。著有《永署堂詩文集》。

王之樞（1668~1732)字恒麓。定州人。自幼敏慧異常，清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)中進士，授庶吉士。二十七年（1688），充會試同考官。四十年（1701），以侍讀督學云南，手注《性理正宗》一書，宣示諸生學習，云南士風為之一變。四十四年（1705），以少詹事典試江南。四十五年（1706），任武會試總裁。五十四年（1715），以閣部充會試總裁。五十六年（1717），出任湖南巡撫，因裁減賦額失當，被革職。著有《歷代紀事年表》100卷。

刁承祖（1672~1739)字步武，號醇庵。祁州（治今安國）人，刁包嫡孫。幼年勤于攻讀，磊落有大志。清康熙五十四年（1715)中進士。歷任陜西扶風、江南上元知縣，太平府（治今安徽當涂）知府，鳳陽知府，湖南驛鹽糧儲道，湖北提刑按察使，江蘇按察使，河南、浙江、江西、廣東布政使等職。

他謹守“言語不茍，取予不茍，出處不茍”祖訓，常言：“心無乃有妄念乎?言無乃有妄發乎?事無乃有妄行乎?”初選扶風縣令，因處事公道，受到百姓擁戴。知上元時，江南州縣官吏任意加額征收漕糧，中飽私囊，而刁承祖征收漕糧“不溢勺粒”，被譽為江南第一廉吏。任鳳陽知府時，革除水腳費，捐資修筑臨淮堤壩，不累一民。后兼泗州知府，再兼廬鳳道，一人兼掌三印。因政績突出，遷湖南驛鹽糧儲道。按察湖北、江蘇時，發現犯貪污罪的官員多為家計貧困者，任職湖北后，便捐數百金分發俾書吏佐以養廉，使屬下不敢有舞文弄墨貪財枉法行徑。雍正皇帝曾在其引見單上朱批：“人老成結實，忠厚人，好知府。”后雍正詔見刁承祖時，在其奏斷上朱批：“果能如此存心，事事心口相符，則不負朕心之任用也，大哉。”

乾隆元年（1736)，遷江蘇按察使，當時江蘇“刑名繁甲天下”，到任后力革諸弊，“案無留牘”。是年，晉江蘇布政使。到任后，將舊例“悉行禁革”，一省錢糧“出入均平”，而布政使司卻成了“清水”衙門。乾隆二年（1737)，再次受到皇帝詔見，賞賜頗豐，并恩準叩謁泰陵。任河南布政使時，常勉勵屬下：“為官應恪盡職守，以天下為公。”曾為岳武穆廟題聯：“蓬首垢面跪階前，想想當年宰相；端冕垂旒臨座上，看看今日將軍。”后任浙江、廣東布政使。為官20年，其家尚“不及中人產”。因積勞成疾卒于廣東任上。

劉斗（生卒不詳）清苑白團村人。清順治初年（1644），以教習王世子有功，授兵部啟心郎。9年后入宗人府，旋授國史院學士，出任甘肅巡撫。他注重民生，康熙六年（1667）上疏言：“積米年久恐浥爛，請變價糴新谷。”即建議常平倉谷要糶陳糴新，以預備在災年救濟貧民。得到康熙的允準。亦曾上書修建邊防要塞，整頓郵政，奏墾荒田，清番漢邊界等，建議均被采納。后升任福建總督。當時海寇經常侵擾，他廣集兵馬糧草，與海寇作戰，大獲全勝，福建人民刻碑頌贊。劉斗通曉外交文書，翻譯出眾，有譯文和淳化閣帖行世。康熙五十七年（1718）奉為鄉賢。

張晉（生卒不詳）字介錫，號蕃侯。安肅（今徐水）遂城人。清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）中進士，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）任安徽來安縣令，時值久旱，蟲災奇重，民饑如焚。張晉上奏賑災，開倉放糧，數萬人得救。為官七載，兩袖清風，精心治理，邑內百姓安居樂業，呼為“真父母”。建生祠一座以示紀念。后調任安徽全椒知縣。入補戶部清吏司主事，曾受理旗人與民爭田案，秉公辦案，伸張正義，冤民全家得救，深得民心，后病卒。其曾孫張灼、張炌、張源、張熙，都聰慧好學，品學俱佳，后或從文，文才風流；或從政，政績顯赫，乾隆年間頗負盛名，人稱“張氏四杰”。

尹李氏（生卒不詳）女。博野人。博野東章村尹公弼之妻。公弼早逝，家境貧寒，公婆年老，父母體衰多病而無子嗣，尹李氏遂承擔起兩家生活重擔，養生送死，勤儉度日。尹李氏教子尹會一嚴格有方，尹會一任襄陽府（治今湖北襄陽）知府后，尹李氏隨子至襄陽就養。寒冬來臨，即丈量布帛，送與府內60歲以上的鰥寡老人做衣穿。襄陽百姓感其德，為建賢母堂。尹李氏賦詩推辭，百姓不聽。

后隨尹會一至揚州府（治今江蘇揚州）知府任所。揚州民俗奢侈，尹李氏為作《女誡》12章，導民勤儉度日。尹會一累遷至河南巡撫。每任凡節減俸錢送老人布帛、周濟貧民、資助軍餉，均遵母命而為。民間為尹李氏立生祠。后尹會一擢升左副都御史，到朝中任職，尹李氏因病不能隨子入京，遂歸鄉調養，命尹會一于鄉里置私學、社倉。乾隆皇帝賜詩嘉獎，為其居題名"荻訓松齡"。逝于故里，終年78歲。

唐執玉（？~1733）字益功。江南武進人。清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）中進士，授浙江德清知縣。康熙六十年（1721），遷鴻臚寺卿。歷奉天府府丞、大理寺少卿。雍正皇帝即位后，很賞識和器重唐執玉，選其入朝任左都御史，因有病，上奏折想退休回家。雍正皇帝閱過其奏折，不僅不讓其病休，還任他直隸總督。

雍正七年（1729）六月，唐執玉到直隸省城保定上任，主持繼續修建新的總督署衙門，當年十一月下旬主體工程完工。雍正八年（1730）二月，遷入新署辦公，并寫了一篇《新建保定總督公署碑記》，請石工刻在碑上。唐執玉任直隸總督后，“厚民生，澄吏治”，勤于政事，凡有州縣遭災，必設法賑濟，并籌劃治河救災。

清朝初期，在直隸等地圏占大量民田給八旗貴族。民地被圈占后，從鄰近州縣地中撥補，而征糧額仍從舊例，于是產生了寄糧；佃租戶移至新地，于是又有了寄莊。產生很多弊病。雍正令唐執玉進行勘察，更除改正。經過勘察，唐執玉在奏折中分析了其中的弊病后，提出了解決的辦法：“凡地在此處，糧寄彼處，皆令從地所在，糧隨產轉，此收彼除，不使有交錯之病，亦無庸存代征之名，經界各正，田賦悉清。”有效解決了這一問題，減輕了民眾負擔，同時下大力治理河流水患，保障農業生產發展，使直隸的面貌為之改觀。

在文化建設上，上任后奉命請學者編纂《畿輔通志》，在保定古蓮花池內設局纂輯，后由其繼任者劉于義、李衛先后監修完成。唐執玉曾自撰一聯：“將勤補拙，以儉養廉”。他曾說：“吾才拙，政事不如人，可自力者勤耳，勤必自儉始。”他以“勤儉”二字立身、做官，不顧身體有病，始終不懈地處理公務，所以雍正皇帝對他上的奏折幾乎沒有作過駁議，并在朱批奏折中說：“卿自履任以來，一切事辦理公勤，凡有奏對，甚屬誠敬明悉，朕甚嘉之。”十分關注唐執玉的健康，囑他要“愛養精神，量力治事”。就在唐執玉遷入新署后，雍正皇帝在圓明園召見了他，不僅賜他“福”字，還特賜“恪恭首牧”四字，唐執玉把這四字制成匾額，懸于總督署大堂。

唐執玉不僅勤政，而且十分節儉，平日布衣粗食。就在他病逝在任上的時候，其僚屬和親友整理遺物時，卻發現“篋無一物”，他把朝廷給他的養廉銀十之六七交地方布政使的銀庫，自己卻連辦身后事的錢都沒留下，雍正皇帝發諭令，由朝廷出資為唐執玉治喪，將其遺體運回家鄉安葬。

朱一鳳（生卒不詳）字怡庭，號丹崔。涿州人。清康熙四十八年（1709)中進士，選任庶吉士，再授翰林院編修。雍正元年（1723)任御史。當時雍正帝銳意圖治，而江南之地難以治理，于是詔朱一鳳為江蘇蘇松太道。朱一鳳任用能干廉吏，力主簡政，清除積弊，百姓稱頌。旋調兩淮鹽運使。時值西部邊境有戰事，特授陜西神木監司，向甘肅酒泉運送糧食達78萬余石，超額運送3600石。旋回江蘇任原官。蘇州有奸民私鑄銀錢，朱一鳳有失察之責，被降為知府。后歷任瑞州（治今江西高安)、廬州（治今安徽合肥)知府。年老辭官，歸隱鄉里。終年85歲。

甘汝來（1683~1739）字耕道，一字遜齋。江西奉新人。清康熙五十二年（1713)中進士，由教習授淶水縣知縣。就任伊始，即免民間雜派銀6000兩，深受人民愛戴。康熙五十八年（1719)，皇帝侍衛畢里克率拜唐阿及豪奴數十名至淶水，擅據民舍，蹂躪鄉民，村民萬廷荷被毆打幾乎斃命。百姓赴縣指控，畢里克竟率豪奴闖入縣署，大肆咆哮，擾鬧公堂，辱責縣令。甘汝來勃然大怒，嚴厲斥責畢里克，并將畢里克及其黨徒監押于獄。而畢里克余黨以甘汝來擅拘朝官訴諸康熙，甘被革職押解入京，交由吏、刑、兵三部質審。甘汝來剛直不屈，據理陳訴，后由康熙親自審理此案，將畢里克革職查辦，甘汝來官復原職。甘汝來勝訴返治所，淶水父老子弟爭奉羊酒，夾道歡呼，京都人士作詩歌頌其事，名聲大震。不久，調補新安縣令，尋攝雄縣事。

雍正皇帝即位，升甘汝來為吏部主事，不久調任廣西太平府知府。先后任左江巡道、按察使、巡撫、都察院副都御史、直隸霸昌道、廣東布政司，任禮部侍郎。乾隆年間任兵部尚書。甘汝來一生為官清廉，當時朝野共贊其為一代名臣，死后竟無治喪費用，經朝臣具奏，朝廷賜白金千兩，遣官治喪。著有《遜齋詩文奏議全集》、《圣諭廣訓疏義》、《周禮簡注》、《宦跡紀略》，編輯《律例歌》等書行于世。

孫嘉淦（1683~1753）字錫公，又字懿齋，號靜軒。山西興縣人。清康熙五十二年（1713）中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檢討。雍正初即位時，命大臣上疏言事，孫嘉淦上疏陳述了三件事：請親骨肉、停捐納、罷西兵。

乾隆皇帝即位后，召孫嘉淦來京，任為都察院左都御史。孫嘉淦經過深思，覺得乾隆皇帝初臨國政，春秋方盛，政務繁多，當以修心養性為先，于是上《三習一弊疏》，力主根除“三習一弊”。得到乾隆的嘉賞和接受。乾隆三年（1738）十月，授直隸總督。當時直隸酒禁非常嚴，為此犯法的人很多。孫嘉淦上疏指出酒禁的弊端，認為釀燒酒主要是用高粱、豆皮、黍殼、谷糠，酒曲則是用大麥，豆皮、黍殼、谷糠之類是廢棄物，釀成酒可以賣錢，酒糟還可以飼養牲口，不僅無害而且有益。不釀酒，農民的高粱也就賣不出去，影響農民的生活。上疏后，皇帝下詔弛禁。

有一位叫紀懷讓的平民食料豆時被豆汁染了衣服，正值村里有賊殺了人，偵察的人認為他衣服上是血，錯判他殺人。將要處決的時候，正定知府陳浩廉得冤狀，孫嘉淦親自問案，為紀懷讓昭雪。不久孫嘉淦兼管直隸河工，議治永定河。到任后，即請在金門閘上下多建草壩，使河流漸復故道。四年（1739）正月，復疏請于金門閘下增設草壩一，引永定河歸故道，自中亭、玉帶達天津歸海。得旨與總河顧琮悉心治理。他又幾次上疏言治河事，其中有治理白洋淀，擬開白溝河故道入中亭河等，得到皇帝的嘉許。乾隆六年（1741）以后，又任湖廣總督、署福建巡撫、左副都御史、兵部侍郎、工部尚書、吏部尚書、協辦大學士等。卒后謚“文定”。

孫嘉淦定了居官八約：“事君篤而不顯，與人共而不驕，勢避其所爭，功藏于無名，事止于能去，言刪其無用，以守獨避人，以清費廉取。”用以自戒。著述頗多，主要有《春秋義》、《南華通》、《詩義折中》、《周易述義》、《司成課程》、《近思錄輯要》、《成均講義》、《詩刪》、《孫文定公文錄》、《孫文定公奏議》等。

李衛（1686~1738)字又玠。江蘇銅山（今徐州）人。初捐納為員外郎，清康熙五十六年（1717）補兵部，遷戶部郎中。雍正皇帝繼位后，先授為直隸驛傳道，累遷云南布政使、浙江巡撫兼兩浙鹽政、浙江總督兼巡撫。雍正十年（1732）七月，署理直隸總督，八月實授，直至乾隆三年（1738）病逝，始終任直隸總督。在任期間，曾上疏彈劾戶部尚書署步軍統領鄂爾齊壞法營私，受到雍正嘉獎；他對直隸的行政區劃進行了調整，為各項政務的貫徹實施奠定了基礎；他還十分重視治水，大大減少了水患的發生。

李衛在文化上的一大貢獻是在保定興建了蓮池書院。雍正十一年（1733），朝廷令各省建立省級書院以培育英才。李衛在浙江時就曾修建過紫陽、敷文兩書院。督直后，他認為蓮池“林泉幽邃，云物蒼然，于士子讀書為宜”，遂召集布政使王謨、按察使竇啟英、清河道彭家廉、保定知府朱壽圖以及清苑知縣徐德泰會商，將書院院址選在古蓮花池，并責成清苑知縣徐德泰具體籌劃，當年五月開始興工，九月落成，修繕經費一部分是公費，另一部分由李衛捐養廉銀。書院創辦之后，各地來求學的士子日益增多，成為清代著名的書院。蓮池書院作為直隸省的文化、教育中心，辦學時間達170年，在封建社會晚期的河北教育史上，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和研究價值，為后世留下了一份寶貴的文化財富。李衛病逝后，乾隆帝在上諭中稱他“才猷干練，實心辦事，宣立封疆，勇往直前，無少瞻顧”，給予他較高的評價。

陳德榮（1688~1747)字廷彥，號密山。安州（治今安新)人。清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)中進士，授官湖北枝江知縣。在任時興修水利，整修洲堤百里，免除民間的各種差役。雍正三年（1725）任貴州黔西州知州，因父喪回家守制，喪服滿后，代理貴州威寧知府，不久補授大定府知府。當時貴州苗民起事，受命赴威寧防守，威寧城墻頹壞，他命部下以米桶裝土石修補，日夜備戰。總兵哈元生援兵到來，苗民退走。后因母喪離任守制。期滿，授江西廣饒九南道。

乾隆元年（1736）因經略張廣泗的推薦，升任貴州按察使。當時貴州“改土歸流”之后，苗民多處起事，經略張廣泗用兵鎮壓，殺人甚多。二年（1737），貴陽城內發生大火災，陳德榮借機向張進言：此乃天意，我們應當反省，苗人也是人，難道可以斬盡殺絕嗎？張頗受感動，下令諸將不得濫殺。四年（1739），代理貴州布政使，他認為貴州地瘠民貧，非注重農田水利建設不可，遂上奏皇帝：“貴州山多水足，可以疏土成田，但百姓苦于無資無力，不能變瘠土為良田。至于山間荒地，為數不少，外地流落到貴州的人想開荒種地，經常受到阻撓。桑樹枝葉繁茂，不知養蠶、繅絲紡織之法。在內地，不用督促，百姓卻知道怎么做，貴州地方偏遠，風氣未開，若無主管官員為之經理倡導，則興利不易。現擬從鄰省雇募懂得種棉織布、養蠶、紡織之人，選擇合適地方，試行養殖，并設立機構，引導當地百姓，使之互相仿效。各地方官應因地制宜，隨時留意，一年必成規模，三年可漸見成效。”朝廷批準了他的計劃，于是貸給百姓工本，修建壩堰，引山泉，治水田。又在官署養蠶，在省城大興寺繅絲紡織，以為倡導。至乾隆七年（1742），貴筑、貴陽、開州、威寧、余慶、施秉各州縣開墾荒田36萬畝，種桑養蠶也取得成效，又開野蠶山場百余所，民間紡織之聲相聞，取得相當成績。

此外，他還關心賑濟孤寡，增加囚犯口糧，尤其關心教育，在苗族聚居地區設立義學24所。十一年（1746）轉任安徽布政使，次年卒于任所。道光五年（1825）朝廷命直隸總督查明他為官事跡，上報朝廷，纂入國史《循吏傳》。六年（1826）奉旨入祀鄉賢祠。九年（1829），貴州地方官吏應民人之請，奏準入祀貴州名宦祠。著有《知稼軒文稿》、《葵園詩集》、《蠶桑要錄》等。

尹會一（1691~1748）字元孚，號健余。博野東章村人。幼時喪父，以孝聞名于鄉里，清雍正二年（1724）中進士，授吏部考功司主事，后升員外郎。四年（1726）充任廣西鄉試副考官，五年（1727）任襄陽知府，十一年（1733）任兩淮鹽運使，晉總鹽政，兼僉都御史。乾隆二年（1737），詔署廣東巡撫，次年改調河南巡撫。在河南，他決心重振理學，增訂《洛學編》。每月初一、十五集諸生講論道德，從中查找孝悌忠義者，進行褒揚。十一年（1746）授工部侍郎，提督江蘇學政。十三年（1748）轉吏部侍郎，升吏部尚書。尹會一做官、行事常向母親請教，皇帝御制詩章匾聯賜之。居家期間，博覽群書，講學著述，精益求精，人稱健余先生。他還出錢購置義田，開設義倉以賑濟饑民。著有《健余先生文集》10卷、《撫豫條教》4卷、《尹少宰奏議》、《四書筆記》6卷、《昌語集粹》4卷、《札記》4卷、《詩草》3卷、《四鑒》（即君鑒、臣鑒、士鑒、女鑒）12卷。

單鈺（生卒不詳）字亦聲。易州（治今易縣)人。清雍正五年（1727)中進士，授浙江壽昌知縣。任內興利除弊，肅然稱治。當時，閩廣赴壽昌種麻者，歲以萬計，稱為“棚民”，獷悍難治，單鈺選立棚長，使其自為約束，最終安謐無事。單鈺善斷疑案，以讞獄著稱。曾審理金華盧姓案，悉心調查，仔細推敲，鞫明實情后，疏列十可疑，與上官相爭，終如其議。不久，擢同知，升池州（治今安徽貴池)知府，以疾乞歸。單鈺平素工吟詠，至老筆耕不輟。著有《鏤冰詩鈔)5卷。逝后，紀昀曾為之作序，稱其詩“上溯三唐，下薄兩宋”，“揮灑自如，而神骨遒上”。另著有《讀書偶見錄》，藏于家。

趙钅式（1750年前后在世）字象庵。易州（治今易縣）人。清乾隆年間官至內閣中書。購宅居于宣武門南，與遂寧張問陶、獻縣紀昀、大興翁方綱等結為文字交，顯名于京師。他好讀書，曾手抄《十三經》，著有《爰冬軒詩草》4卷。

胡具慶（生卒不詳）字余也，號俟齋。容城人。5歲時即與哥哥爭著入塾讀書。十四五歲時就自己編寫讀書心得，并四處游歷，結交文人學士，如新安（今安新）崔衡，浙江海寧的許季覺，崔衡學宗程朱，而許季覺推崇的是王陽明，胡季慶往往調和兩家，而又經常出己新意，被兩人稱為畏友。清乾隆十二年（1747）選得陜西石泉知縣，這個縣在大山中，經濟文化落后，胡具慶教百姓農耕植桑，興禮樂教化。清朝對大、小金川用兵，石泉正當運輸要道上，各種供應接應不暇，胡具慶終日勞累，以致積勞成疾而死。

胡具慶治學尤其精通《易》、《禮》、《尚書·洪范》，中年以后讀書深究于天人性命學術的異同，能夠洞察其中的奧秘。曾說：浩然之氣當以卓然之志貫之。又說：朱子、陽明的末學強分界限，實際上朱子的窮物理，王陽明的致良知，都是要恢復人的本性而已。著有《正學論》2篇及《四書惕中錄》、《尚書日思錄》、《讀易自考錄》、《孝經章句》、《孝經外傳》、《儀禮經傳通解》、《禮記類詮》、《洪范論》、《荀子大醇》、《子產言行錄》、《求志山房詩文稿》等。

陳德華（1696~1779）字云倬，號月溪。安州（治今安新）人。清雍正二年（1724）狀元及第，照例授翰林院修撰。七年（1729）充日講起居注官，九年（1731）遷贊善，不久升任侍讀學士，提督廣東肇（慶）高（州）學政，次年改廣（州）韶（州）學政。十一年（1733），因母喪回家守制。次年，喪服未滿，朝廷特命他入京為一統志館副總裁官，纂修《一統志》。十三年（1735）充浙江鄉試正考官，他細心詳閱，秉公取士，許多平時知名之士均榜上有名，浙江人稱該榜為“名人榜”。

乾隆元年（1736）升詹事，充經筵講官，為上書房師傅，教習諸皇子讀書。四年（1739）升任戶部尚書，當時很多河北農民失去土地，流亡東北，但行至山海關被地方官員阻攔，不得前往。陳德華向乾隆皇帝提出建議，近山海關300里內居民出關種地者，由地方官員發給印票，山海關應驗票放行。得到乾隆同意。五年（1740），京城有個富商死了，眾多高官前往吊祭，官員為商人吊祭，不符合當時禮法，事后朝廷追查，只有陳德華等數人未去，因此受到朝廷表彰。七年（1742），調任兵部尚書。八年（1743），因隱匿其弟濫用酷刑案之密，皇帝過問才奏出。部議奪職，降職為兵部侍郎。

乾隆十二年（1747），因議出江西總兵武備廢弛為違例邀賞，被奪職歸田。十四年（1749），起用為左副都御史，入值上書房。又因督促諸皇子課讀不力而奪俸。二十二年（1757）任工部侍郎，次年，升至禮部尚書。二十四年（1759）任禮部尚書，二十九年（1764）以病請求退休獲準。三十六年（1771），皇太后八旬大壽，德華以曾為親近大臣前往京師祝壽，參與香山宴游，乾隆命人作香山《九老圖》，德華列于致仕9人之中。其著作有《月溪文稿》、《葵錦堂詩集》。

方觀承（1698~1768)字遐谷，號問亭、宜田。安徽桐城人。居金陵（今江蘇南京）。其祖父方登峰、父方式濟因桐城人戴名世《南山集》案被流放為奴，故少年生活貧困，多感民間疾苦。清雍正三年（1725）曾于保定街頭賣畫。后去北京，初入平郡王福彭府為記室，以布衣身份被雍正贈中書銜，因功遷內閣中書。

乾隆初年升為直隸清河道（駐保定），勤于政事，克己奉公，體察民情，造福一方。累遷布政使、浙江巡撫。乾隆十四年（1749）任直隸總督，兼理河道。十五年（1750）加太子少保。二十年（1755）加太子太保，署陜甘總督。二十一年（1756）再任直隸總督。在任上他關注民生，采取了多項便民利民措施，大興水利，治理境內河流。他親往勘察，洞察地勢，科學治理，如滿城一畝泉疏浚后，便利了保定城鄉用水，還廣植水稻，植樹造林。因治河有功，乾隆皇帝破清制賞賜方觀承頂戴花翎。

方觀承做事非常認真，《清史稿》上說他“事無巨細，皆殫心力赴之”，對所做的事又都花心思研究，善于總結經驗，有的編寫成圖書，加以推廣。經他手編繪的有《直隸河渠水利書》、《畿輔義倉圖》等。他還提倡植棉花，使直隸（以保定、正定兩府及冀、趙、深、定各州為主）成為全國重要產棉區之一，從而帶動了高陽、束鹿（今河北辛集）等地的紡織和手工業的發展。曾親繪《棉花圖》16幅呈送乾隆。該圖繪制了棉花的耕作方法、技術及收棉、紡織、販賣等過程，顯示了直隸植棉業的繁榮。并勸種紅薯，派員到南方購買薯秧，請人傳授種薯技術，使直隸的農業大有發展。

方觀承還對保定城內的蓮池行宮進行大規模修建，使蓮池景觀為之一新，把蓮池景觀分成12組，每一組繪成一幅圖，共繪圖12幅，每幅圖都配有圖解和圖贊，進奉給乾隆。方觀承對經學、文史等方面也多有探索和研究，曾與進士出身的秦蕙田同撰《五禮通考》一書，262卷，自著有《述本堂詩》、《宜田匯稿》、《問亭集》等。最后卒于任上，謚“恪敏”。

陳德正（1701~1774）字醇叔，號葛城。安州（治今安新）人。幼時受教于長兄德榮和次兄德華。善作文，認為文章在于抒發性情，貴有獨立見解，而抄襲剽竊是可恥行為。他博覽群書，作文下筆流暢，多有新意，當時古文大師方苞見其文章，大為贊賞，譽為當今難得之才。清雍正八年（1730）中進士，授官吏部主事，擢吏部文選司員外郎，復升郎中。乾隆三年（1738），在官員考績中列為一等，因此提升為山西冀寧道（治今山西太原），又升山東按察使，后調任陜西按察使。他秉公執法，平反了一些冤獄。

乾隆八年（1743），陜西蒲城發生王之博幼女被勒死一案，陳德正審明為奸殺，而當時的陜西巡撫塞楞額偏信初審者同州知州之言，認定系一般盜案，所謂奸殺是陳德正酷刑逼供而成的冤案，上奏朝廷，參劾陳德正施濫刑，陳德正也寫了密折準備上奏皇帝，為自己申辯。當時其兄陳德華在朝廷任兵部尚書，德正把寫好的密折寄給其兄，請他斟酌是否上遞。德華認為德正已經受到參劾，只能等朝廷處理，把密折退了回去，此事后為朝廷所知，皇帝大為震怒，說他們兄弟勾結，欺君罔上，德華受到降職處分。德正被革職，發往軍臺效力贖罪。6年之后，才釋放回籍。陳德正回鄉后，一直在問津書院教書，因學問好，從學者眾。著作有《醇叔文稿》、《葛城詩稿》、《念堂詩話》等。

鹿邁祖（1705~1764)字南皋。定興人。其祖父鹿賓官至陜西道監察御史。鹿邁祖清雍正八年（1730)中進士，任翰林院庶吉士，后授編修。旋奉命至陜西宣布皇帝詔諭，適逢大雪，天氣驟寒，有人饋贈輕裘一件，鹿邁祖拒不接受。不久，調任福建道監察御史，巡視中、西兩城。后升禮科給事中，繼又調任吏科都給事。

出為湖南督糧道，嚴禁旗丁夾帶斗斛多收糧錢。以往運價出入每年達數十萬之多，盈余也以萬計，參與者中飽私囊，而鹿邁祖分文不留，全部交公，以為國用。乾隆九年（1744)，代理提刑按察使，嚴格刑罰，對盜竊殺人犯毫不留情，依法嚴懲，卻被巡撫責備處事不當。嗣因觸犯上司被調往川北道，任按察司副使。時值金川之役，鹿邁祖考慮士卒勞苦，用自己的俸祿購買酒食藥品犒師，并供養他們的家人，軍士倍受鼓舞，斗志越發高昂。鹿邁祖奔走于各城之間，搜集駿馬支援前方，但后方供應不足，縣令因此遭非難，大吏借口攻擊鹿邁祖，邁祖挺身承擔責任，于是遭彈劾，家產亦被抄沒。

后調往永寧，因言事觸犯朝廷受譴責，被免職，歸鄉里。鹿邁祖家室簡陋，生活貧困，幾至斷炊。卒于家。

許成麟（生卒不詳）字瑞符，號慶堂。易州（治今易縣)人。清乾隆元年（1736)中武進士，授御前侍衛。歷任江西贛州右營游擊、廣信營參將、廣東督標左營參將、肇慶協城守副將、廣東督標中軍副將、湖北黃州協副將、江南壽春鎮總兵、江西南贛總兵、廣西提督。后被降職，任江南狼山總兵。積階至榮祿大夫。成麟為官30余年，恪遵職守，勤于任事，與文武僚屬合作共事，推誠相交，視兵民如一體。

其任廣信營參將期間，當地遭遇大旱，糧食歉收，米價騰貴，饑民急需賑濟。適值知府外出，知縣不理其事，成麟急告總督、巡撫，將數千斛谷米減價出售，饑民得安。任肇慶協城守副將時，增城縣民王亮臣依山結寨聚眾起義，成麟率軍將起義迅速鎮壓。任廣西提督時，因見柳州民居多草舍，秋冬兩季火災頻仍，于是營造瓦屋以為兵營，火患遂止。征緬之役爆發，奉命供應戰馬2000余匹，火藥數萬斤，無一失期。成鱗平素備戰不怠，每日指揮水師戰船，演練陣法，終因積勞成疾，不治而逝，終年61歲。

周元理（1706~1782）字秉中。浙江仁和（今浙江杭州）人。清乾隆三年（1738）舉人。十一年（1746），以知縣揀發直隸，補蠡縣，調清苑。因直隸總督方觀承的舉薦，擢升廣東萬州知州，改霸州。因修城工程未完，留清苑。正值有部胥持偽札招搖撞騙，周元理覺得可疑，經審問察出其奸偽。此事上奏到朝廷，皇帝認為他有才能，調易州，升宣化知府。因母親去世回家守喪。

皇帝巡幸各地，直隸保定等地正當要沖，宮館、驛傳、車馬、芻牧諸般工役繁雜，因主辦者不是合適的人，往往擾害百姓，有司上奏起用周元理來主持這些事。所以在他守制滿后，先后調廣平（治今河北永年）、天津、保定任職。擢升清河道、直隸按察使、布政使。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），命他跟從尚書裘曰修、直隸總督楊廷璋勘察青縣、滄州減河。采用他的建議，奏請撤閘改用滾水壩，并定每年測量疏浚，準奏。不久授山東巡撫。不到半年，就升任直隸總督。三十七年（1772），他上疏說：“直隸雨多河漲，瀝水沒有去處，行旅為之阻滯。民間堤埝多被沖決，田地房廬遭水患。請用以工作賑的慣例，勘修地當沖要的州縣疊道，并疏浚良鄉茨尾雅河，新城（今高碑店）、雄縣盧僧河；修新城、清河、雄、任丘、獻諸縣的堤埝。”皇帝派遣尚書裘曰修按行直隸河工，兩人一同上疏：“直隸諸水，千支萬派。總由三汊河為入海之道，全靠西岸疊道置橋穿運，而東匯入海河。出口西岸舊有橋十一，今擬添建橋九座，可使沒有壅塞，上游不至于受害。格淀堤自當城以下改為疊道，酌添涵洞，使行水暢順。子牙河下游澄清，不使清河受淤。”下詔按其所請辦理。

雄縣百姓訴知縣胡錫瑛私賣倉谷，皇帝派裘曰修及侍郎英廉調查，確為實情。論罪。皇帝下詔諭說：“直隸治賑，周元理奏言有司料理妥實。今有雄縣事，所稱妥實者安在？”下吏部議，奪官，命留任。三十八年（1773），加太子少保。三十九年（1774），助山東平王倫，又與侍郎兼順天府尹蔣賜棨勘八旗在官荒地，請招佃承墾，八年后起租；地勢低洼易澇之地，并為開溝泄水。下部議行。四十一年（1776），乾隆皇帝賜詩給他。后因袒護下屬被奪官，罰至正定修隆興寺自贖。但不久就又授其左副都御史，仍署直隸總督。再遷兵部左侍郎，擢工部尚書。四十六年（1781），因病退歸。

尹嘉銓（1711~1782）博野東章村人。尹會一之子。清乾隆元年（1736），由舉人授刑部主事，后升為郎中，官至大理寺正卿，稽察覺羅學（皇家子弟學校）主管。他奏請乾隆皇帝令旗籍子第讀朱熹《小學》，深得乾隆贊同。后尹嘉銓將《小學》加疏，增加《考證》、《釋文》、《或問》各一卷及《后編》二卷合為《小學大全》，得到乾隆的嘉評。

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）三月，乾隆巡幸保定，已致仕回家的尹嘉銓派兒子呈送奏章，為其父尹會一請謚及從祀孔子廟，得到的朱批是：“謚乃國家定典，豈可妄求？此奏本當治罪，念汝乃父子私情，故免之。若再不安分家居，當罪不可逭矣！”尹嘉銓卻追加一本，仍堅持為其父請謚，惹得乾隆惱怒，朱批：“竟大肆狂吠，不可逭矣。”即令除去頂戴，鎖交刑部審訊，定為死罪，后免死。同時查抄其老家和在京寓所，銷毀其著述93種，抽毀其寫過序跋的書籍6種，磨毀其撰寫的碑文7塊。

邢敦行（？~1789）字立德，號恕堂。定州內化村人。清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）由武舉登進士，廷試第一，任御前頭等侍衛，外授參將、廣東三江口協副將等職。乾隆五十三年（1788），阮惠占據安南（今越南）叛亂反清。兩廣總督孫士毅、提督許世亨奉詔前往征伐，邢敦行從征，連戰連捷。乾隆皇帝以安南用兵，糧食、物資難以運送，令撤軍入關，孫士毅貪圖敗阮惠之功，命撤300里，獨以兵1000余人交邢敦行留守。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）正月，阮惠勾結他國兵，號稱數萬，連夜率兵突襲，清兵猝不及防。邢敦行同許世亨等率眾登城迎敵，展開血戰，最后陣亡。追贈總兵銜，詔世襲都尉職。據記載：“敦行事母孝，將出戰，解衣付其仆，使歸告母。”

韓湯衡（生卒不詳）字聘之。高陽人。12歲應童子試，詩賦甚美，令人嘆止。清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)中進士，授兵部主事。五十一年（1786），充任順天鄉試同考官。有某卷為某主司屬意薦舉，湯衡不畏權勢，嚴辭相拒，又責主司越權行事，由此，其坦直之聲譽滿京都。后授隰州（治今山西隰縣)知州。隰州位處山區，多虎患，湯衡率人在山中捕虎數只，其患遂止。后擢汾州府（治今山西汾陽)知府。

汾州有兄弟為爭家產相斗，數年不止。湯衡曉以大義，使兄弟和好如初，并送3萬兩金以謝官府，湯衡卻之，兄弟皆感泣。后因祖母年事已高，湯衡為侍奉左右，離官還鄉達十余年，其孝心廣受稱道。嘉慶十年（1805)，出任桂陽州（治今湖南桂陽)知州，后調澧州（治今湖南澧縣)，因事罷官歸鄉，不久郁郁而終，終年81歲。

鹿荃（？~1792）字馥園。定興人。清乾隆三十年（1765）拔貢。歷任三河訓導，靈石知縣，絳州知州，鎮江府知府，浙江糧道，兩淮鹽運使，護理兩淮鹽政。著有《鹿氏家譜》13卷。在定興縣城尚保存有鹿荃所建的鹿氏家族故居。

梁肯堂（1716~1801)字構亭，號春淙，一字石幢，號晚香。浙江錢塘（今浙江杭州）人。自幼家貧，讀書刻苦。清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）舉人，補直隸欒城縣知縣，有政績。總督楊廷璋以其“賢能之聲久達天聰，又能寬猛相濟”而薦之，歷任薊州（治今天津薊縣）、深州知州，保定府知府，清河道，山東按察使，直隸按察使。乾隆五十年（1785）轉直隸布政使。五十四年（1789）升河南巡撫，五十六年（1791）授直隸總督。第二年就因為知縣李培榮回護開脫被革職留任。又因大名、河間、景州等地旱災，梁肯堂賑災不力，被傳旨申飭。五十九年（1794）三月，乾隆由水路春巡天津，梁肯堂到天津迎駕，乾隆書賜給其詩一首。七月，永定河伏汛漫口，梁肯堂親駐工地督辦工程，受到乾隆皇帝的嘉獎。

嘉慶二年（1797）七月，永定河上游水勢暴漲，東壩沖塌，梁肯堂不顧危險，督率屬員、河工全力搶護修復，受到嘉慶皇帝的褒獎。永定河漫口堵筑合龍后，嘉慶再次對其褒獎：“該督悉心高度，不辭勞瘁，甚屬可嘉。”嘉慶三年（1798）用為刑部尚書，同年，補授漕運總督。次年，以尚書銜守護裕陵。嘉慶六年（1801）退休。著有《石幢居士吟稿》。

王太岳（1722~1785)字基平，號芥子。定興人。幼年即博覽群書，尤善詩詞古文。弱冠即入詞林，與邵齋燾、鄭虎文最友善，以文學知名當時。清乾隆七年（1742)中進士，授庶吉士，3年后授翰林院檢討。十九年（1754）擢侍講，轉侍讀。二十年（1755）外授甘肅平慶道，二十三年（1758）調西安督糧道。所至必爬梳剔抉政務，據今考古，咨民疾苦，“皆有惠政”。尤其留心水利，著《涇渠志》3卷，詳考涇渠因革損益，主張整修涇渠，興利除弊。

三十三年（1768），遷湖南按察使。三十六年（1771）調云南，次年擢布政使。鑒于滇省銅政弊端叢生，病國害民，王太岳追本窮源，毅然向督、撫條陳積弊，認為滇銅有“官給之價難再議加”，“取用之數不能議減”，“大廠之逋累積重莫蘇”，“小廠之收買渙散莫紀”及轉運不時五難，其中“在采辦者四，而在運輸者一”。主張“寬給價”，“給價足，而后廠眾集；廠眾集，而后開采廣；廣采則銅多，銅多則用裕”。同時依仿運錢之制，令“各郡縣各募運戶”，“按站接運”，以為補救。疏上，初不被采納，旋因銅政日益困弊，遂“取其說，稍稍用之”，頗見成效。是年，以審擬逃兵寬縱罷官。

乾隆四十二年（1777），任為《四庫全書》總纂官。四十三年（1778），仍授檢討。四十七年（1782），擢國子監司業。逝于任上。滇省紳民感念其功，特于昆明五華書院立像祀之。

王太岳秉性篤厚，注重自身修養，平素常與友人以文章道義相砥勵。其論學兼取漢宋諸儒，不分門戶；其詩純古淡泊，時稱高格；為文則矜慎致功，一字不茍。著有《清虛山房集》、《芥子先生集》24卷，曾纂《四庫全書考證》100卷。

穆維（?~約1798)清苑人。隸督標營為兵。清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)，山東白蓮教首領王倫領導壽張農民起義，屢敗官兵，并進軍臨清、東昌（今山東聊城)，不久，攻克臨清舊城。朝廷急忙調兵遣將圍攻起義軍，穆維奉命率軍參戰，破壞浮橋，并獲大炮二座，以功升千總。后積功至膠州營副將，賞奮勇巴圖魯名號，戴藍翎。

嘉慶元年（1796)，調往湖北鎮壓白蓮教起義軍。五月，西安將軍恒瑞同永保、慶成等各率官軍，圍起義軍于劉家集（今湖北松茲南山區)，穆維領兵馬首沖起義軍陣地，其余隨后，擊潰起義軍。六月，官軍駐瀼河北岸，義軍屯兵對岸董家岡，連營數里。穆維同副將王文雄選擇精兵，乘夜幕掩護偷渡瀼河，襲擊董家岡，奪義軍柵卡數處，又攻取營壘數座。九月，隨烏魯木齊都統永保圍攻起義軍鐘祥部，進而奉命圍襄陽起義軍。因功授登州鎮總兵，仍駐軍湖北。嘉慶二年（1797）十月，白蓮教起義軍首領高均德、王廷詔率眾兩萬余人進軍湖北南漳地區斑鳩關，準備北上渡漢江，穆維與副都統六十七截阻于雙河塘。經激戰，起義軍后撤，穆維乘勢追于土門埡（今湖北宜昌東)，斬殺義軍多人。嘉慶三年（1798）二月，起義軍首領王三槐、徐天德部攻通江，穆維與提督富成在竹山竹峪關扼守要道，堵截義軍。五月，朝廷出謀招撫王三槐，王三槐將計就計，刺探官軍虛實，然后又叛離。穆維與都統勒保敗王三槐于石壩山。

同年，穆維轉戰四川儀隴、巴州等地，同白蓮教羅其清、冉文儔部義軍連續作戰一個多月，在大完山、李家山展開激戰。穆維憑借火器優勢向起義軍反撲，追殺義軍多人，取得重大戰果。后因長期行軍作戰，積勞成疾，逝于軍中。

王清弼（?~1799)雄縣人。清乾隆四十年（1775)中武進士，補陜西漢鳳營守備，積功升陜甘固原提標左營游擊。嘉慶元年（1796)，湖北宜都、枝江、當陽、襄陽一帶白蓮教徒起義。鄖縣教徒王金禮、徐良帶領起義軍占據泥河口孤山村，謀攻白河、洵陽，進軍鄖西。王清弼奉命督兵攻孤山村外圍寨堡，乘風雨大作之夜偷襲成功，殲擒白蓮教徒400余人。后進攻孤山，先切斷水道，以輕兵誘起義軍出戰，乘防守空虛時，派兵從后偷襲，爬山越墻攻寨，擊敗起義軍，俘王金禮等46人，升甘肅平羅營參將。

嘉慶二年（1797）二月，隨四川總督宜綿出老君洞（今四川宜賓西)，攻襲曾家山起義軍營地。三月，又與副將王桂出兵清溪口（今重慶涪陵東北)，襲擊起義軍于姚家寨，獲小勝。羅其清、冉文儔領導的達州、巴州、通江白蓮教起義軍集聚于氈帽山、方山坪（今四川通江東北)一帶抵抗官軍圍攻。七月，起義軍主動出擊，潛伏到朱射斗營，拔旁寨鹿角。王清弼乘夜出擊，起義軍撤走。宜綿周歷各營卡，認為蓋頂坪、多福山兩處較易攻破，而氈帽山地勢高峻不易攻，遂派總兵楊秀攻氈帽山，知州劉清攻多福山，王清弼、朱射斗等攻蓋頂坪。雙方相持一日，官軍先占多福山，義軍先亂，王清弼、朱射斗鼓勵兵勇，蜂擁而上，奪得蓋頂坪。次日，楊秀領兵攻氈帽山。王清弼協攻，從小道攀援登至山頂，擊潰起義軍。數日后，方山坪也被官軍占據。起義軍撤向通江、巴州境內，會攻巴州城。王清弼奉命繞道支援巴州，擊敗起義軍。

嘉慶三年（1798），升貴州大定協副將。之后，王清弼隨總督勒保擊潰另一支起義軍于東門關，俘首領洪道人等，以功獲賞齊喇巴圖魯名號。十二月（1799年1月)，起義軍首領冉天元、王登廷部同其他義軍會合，勢力大增，奮力堵擊官兵圍剿。額勒登保同四川總督福寧領兵數千合力圍攻，冉天元憑險抗拒，并誘清兵深入。王清弼首先突進，被義軍包圍，力戰而死。朝廷如例賜恤，賞云騎尉世職。

李會觀（生卒不詳）字遜來，號鏡珊。蠡縣人。清乾隆三十五年（1770)舉人，補授山西寧武知縣，精于斷案。有人報銀兩被竊，立案后久未破獲。會觀密令捕役偽稱捉獲竊賊，升堂審訊，并定罪收監。竊銀者聞訊遂放心使用竊銀，逢人夸己富有。會觀令捕役將此人帶至縣衙審訊，果為真犯，遂治之以法。不久，調陽曲。乾隆六十年（1795），汾水泛濫，陽曲城外房屋、田地被淹。會觀命人以筏渡民入城中，晝夜興工以固堤壩，又植柳樹萬株，以擋流勢，水患遂止。后擢山西忻州（治今山西忻縣)知州，值大兵路過忻州，會觀出俸銀供車馬費，并減除徭役，年省數千金，百姓感其恩德。升山西大同府知府。嘉慶六年（1801)，大雨滂沱，十日不止。大同所屬之渾源州居民多被漂沒，且家家斷炊，無糧度日。會觀冒雨馳往，開倉賑濟百姓，民賴以存活。后調補太原，升冀寧道，攝按察使事，事無巨細，均親自裁決，因積勞成疾逝于任上。

張方理（?~約1802)字雪筠。祖籍山陰（今浙江紹興），后落籍為清苑人。清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)舉人，任山東利津知縣，以捕盜清訟著稱。后擢湖北荊州府（治今湖北江陵)知府，值大水泛濫，方理拯患救災，修筑堤堰以障水勢，民賴以安。方理為人耿直，不為同僚所容，遭人彈劾降職。旋遷甘肅慶陽府（治今甘肅慶陽)知府，調寧夏。寧夏土地貧瘠，百姓生活困苦，方理體察民情，減免積欠錢糧，賑恤貧困，百姓稱頌。嘉慶元年（1796)，湖北白蓮教起義，總督畢沅奏請將方理調回荊州。方理招撫流亡，釋放被脅民數千。三年（1798），四川白蓮教起義軍向江陵發展，方理安撫百姓，提供膳宿，練鄉勇，守要地，使民不知有兵。七年（1802），署岳常澧道，不久逝于任上。

裴顯相（生卒不詳）字宿塘。清苑人。清乾隆四十八年（1783)中舉人第一名，五十四年（1789）中進士，授戶部主事。嘉慶年間（1796~1820)，官淮安府（治今江蘇淮安)知府。淮安歷來商業發達，當地商人有供官府的例規，顯相為官廉明,認為商人多奸詐，若受其牙惠，勢必曲直難辨，所以無論何時，必須奉公守法，自求心安，于是辭而不受。顯相善作文章，其作品多散佚，只有《束鹿縣志》傳世。

謝斌（?~1809)字定國。定州人。清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)由武生考取鄉試第一。二十六年（1761)中武進士。選授江南瓜州（今江蘇省江都)守備，再升山東渠山營都司。當時山東農民起義如火如荼，謝斌竭盡全力鎮壓起義，俘獲起義領袖張廣仁，升河標營游擊。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，山東清水教首領王倫領導壽張農民起義，很快攻占堂邑、陽谷，又分兵進攻臨清，占領臨城舊城。朝廷即派舒赫德率京營禁軍與山東駐兵合攻臨清。謝斌率軍圍王倫，給予起義軍沉重打擊，迫王倫登樓縱火自焚而死。后來，謝斌升河標左營參將，再升廣西梧州協副將。乾隆五十年（1785），總鎮浙江處州。到任第二年三月，于楊家莊迎乾隆皇帝駕。乾隆問及當年臨清合圍王倫戰事，并賞戴花翎，加奮勇巴圖魯名號，調補溫州鎮總兵，代理寧波提督，又補定海鎮總兵。任職期間，勤于治軍，勞績頗著。乾隆六十年（1795），以年老辭官歸鄉。

張灼（約1737~約1815)字未克，號丙齋，一號柳洲。安肅（今徐水)遂城人。自幼家境貧寒，伏案苦讀，寒暑無間。清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)中進士。因長于吏才復優于文學，初授戶部主事，擢郎中，授徐州府（治今江蘇徐州)知府。徐州瀕臨黃河，河防最要。乾隆六十年（1795）無大汛，官民相慶，而張灼卻深感憂慮。果然，次年，黃河決堤數十丈，水患嚴重。其他官吏問其原由，張灼答：大水可以沖刷淤泥，去年無大汛，淤泥必厚，河道難暢，今年大汛突至，黃河必決。諸人深為欽佩。

后遷安慶府（治今安徽安慶）知府。安慶府為安徽首郡，政務繁重，張灼蒞任后，審核檔案，分別應審、應劾、應豁、應償之務，多種糾葛，豁然一清。嘉慶三年（1798)，擢江西督糧道。九年（1804），選河南南汝光道（治今河南信陽）。當時裕州（治今河南方城）常幅等78人起義，占葉縣一深山，恃險與官府對抗。張灼親自督軍馳赴葉縣鎮壓。擢浙江鹽運使。十八年（1813），河南滑縣爆發天理教農民起義，聲勢浩大。張灼奉命籌措兵餉，召集商人鼓勵捐款，未及半月，即籌銀200萬兩，并先于各省押解到官軍大營，受到嘉獎。

嘉慶二十年（1815），因眼疾告歸鄉里。家置別墅一處，取名“味泉”。張灼工書善畫，精通詩文，所書折扇及山水畫，筆法深厚、雄渾，所繪《味泉圖》、《濤光圖》，名人題詠“殆遍至今”，存于畿輔先哲祠，另有其他畫作存世。著有《十獲齋詩稿》1卷，選入《國朝畿輔詩傳》。

李殿圖（1738~1812)字恒符，號石渠。高陽龐口村人，居縣城東街。乾隆二十年（1755)中舉。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)在莘橋村教私塾，次年到南皮縣張杏園教私塾。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)家居，有田近兩頃，距縣城20余里，每至秋成偕兩弟親往巡視，躬處田間。

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)中進士，授庶吉士。三十四年（1769）任國史館編修，三十五年（1770）任順天鄉試同考官，三十九年（1774)主湖南鄉試，后升任廣西道監察御史。四十四年（1779）遭父母之喪回籍守孝三年，四十六年（1781)補山東道監察御史，次年轉任河南道監察御史，四十九年（1784)任禮部給事中。是年，甘肅回民田五舉兵起義，皇帝命阿桂、福康安前往鎮壓，李殿圖隨軍掌管軍站、糧餉事宜。期間，奉皇帝之命，對涇、渭清濁流源進行勘察。他自秦州溯流至鳥鼠（山名，渭水發源地，在甘肅渭源)、又至崆峒山（在甘肅平涼縣西)，撰寫了《涇渭清濁流源辨》，文圖并茂，皇帝贊其翔實。乾隆六十年（1795)任福建按察使。不久，官犯胡啟文墜鏈斃命，因受其牽連，被革職留任。嘉慶三年（1798)任福建布政使。當時福建官方任意征用民間畜力應差，對農業生產“漸形滋擾”，遂上疏奏請嚴行制止。同時還建議：刑事訴訟必須速為審結，開釋無辜，以使民安業；關津稅口，應嚴格執法，杜絕官署利用職權謀私。在任期間，使地方財政收入大為增加。

嘉慶六年（1801)任安徽巡撫，翌年又調福建。當時有林、陳、藍、胡等大姓氏族糾眾械斗，李殿圖依法制裁，穩定了社會治安。在任10年中，清理積案數百件，捕殺蔡牽等“海盜”700余名，并使福建庫儲由20萬石增至一百萬石。嘉慶十一年（1806)，皇帝以李殿圖“臺灣剿捕事殷，操守尚好，但軍務未嫻”，調任江西巡撫。后因他未能及時向朝廷陳奏軍情，受到斥責。又因對海口偷漏水米、火藥查禁不力，降為五品京堂，繼而改任翰林侍講，遂于嘉慶十五年（1810)引病退休。光緒元年（1875)追謚“文肅”。著有《番行雜詠》1卷。其子李轍通曾任廣西賀縣令、李侖通曾任浙江按察使。

安慶（?~1825)清苑人。由行伍補督標后營把總。清嘉慶元年（1796)，四川、湖北白蓮教起義，安慶奉命隨直隸提督慶成領軍赴湖北鎮壓起義。襄陽樊城人黃玉貴在黃龍垱一帶起義，經與官兵數戰后，轉移到紅土山。安慶帶官兵奮力攻山，突入義軍營地，斬獲無算，以功授行營千總。后在黃龍垱、草店鎮壓義軍，有功，賞藍翎。

嘉慶二年（1797），安慶隨理藩院尚書惠齡戰于槐樹岡，戰斗得力，升行營守備。五月間，又俘獲義軍首領劉起榮，補易州營千總。四川白蓮教起義軍出川東云陽挺進湖北，朝廷調集兵馬分四路堵截。安慶隨惠齡領兵一路至梅子壩扎營，并逼壓起義軍于雙河口（今湖北恩施西)。惠齡派安慶搶占有利地形，起義軍分紅、黃、白三旗隊向安慶守地山梁突進，雙方展開激戰。安慶一馬當先，首沖黃旗旗隊，斬殺起義軍多人。惠齡率援軍到達后，大敗義軍。后又追擊教民于太平縣（今四川萬源)，官塘壩一戰，抓獲義軍領袖，安慶遂遷直隸插箭嶺守備。十一月，又隨西安將軍恒瑞渡河連戰三日，俘起義軍首領王廷基，并殺義軍數千人，授強勇巴圖名號，由藍翎改戴花翎。嘉慶三年（1798），升沿河口都司。

嘉慶四年（1799），安慶隨軍在湖北咸豐西南張家坪擊殺白蓮教首領張漢潮，以功擢游擊，繼補直隸督標后營游擊。后擢四川松藩鎮總兵。二十五年（1820）進京。道光元年（1821)賞頭等侍衛。五年（1825）出任廣東潮州總兵，九月逝于任上。

那彥成（1763~1833）字繹堂，章佳氏，滿洲正白旗人。清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）中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直南書房，遷為內閣學士。嘉慶三年（1798），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。遷工部侍郎，調戶部，兼翰林院掌院學士。擢工部尚書，兼都統、內務府大臣。

嘉慶九年（1804），命署陜甘總督，不久調兩廣總督，十四年（1809），又調任陜甘總督。嘉慶十八年（1813）十月，加太子少保，封三等子爵，賜雙眼花翎，授直隸總督。二十一年（1816），揭發出他在陜甘總督任上與布政使陳祈勾結貪污案，被革職逮問，論為死罪，因認罪態度好，及時退賠，免去死罪，改戍伊犁。嘉慶皇帝念他滑縣之功，免發遣。二十三年（1818），授翰林院侍講，歷理藩院、吏部、刑部尚書，授內大臣。道光二年（1822），復授陜甘總督。

五年（1825）十月，第二次任直隸總督。在直隸任上，大刀闊斧精簡機構，全省載汰冗員23萬余人，道光皇帝贊賞說：“所辦認真，甚屬可嘉。”并通諭各省，照那彥成的章程辦。八年京察，那彥成再次受到皇帝表彰：“直隸總督那彥成，盡心職守，操兵緝盜等事，不遺余力，著交部議敘。”道光七年（1827），曾被任命為欽差大臣，往新疆處理善后事，加太子太保，賜紫韁、雙眼花翎，復回直隸總督任。道光八年（1828），皇帝下諭旨為平定新疆張格爾起義的功臣在紫光閣畫像，那彥成列功臣之末。十年（1830），道光又將紫光閣那彥成的像贊重書一遍賜他，那彥成將其刻于碑上。

就在同年，那彥成將家藏的墨寶褚遂良《千字文》、顏真卿《千福碑》、懷素《白敘帖》、米芾《虹縣詩》、趙孟頫《蜀山圖歌》、董其昌《云隱山房題記》、《李白詩》等六家八種真跡獻出，刊于保定蓮池書院，定名為《蓮池書院法帖》。那彥成為之題跋：“余家舊藏唐以來名賢墨跡、舊拓七種，皆近世不可見之品。壽之貞石，為前賢發其幽光，即為后來導以先路，按其時代嵌于蓮池書院南樓壁間，地鄰講學，多士咸與觀摩，亦藝林翰墨佳話也”。十一年（1831），又因新疆事，被詔斥為誤國肇釁，奪職。去世后賜尚書銜，謚“文毅”。那彥成遇事有為，工詩，善書法。

蔣攸铦（1766~1833)字礪堂。漢軍鑲紅旗人。先世由浙江遷遼東，從入關，居寶坻。五世祖蔣毓英遷直隸滿城楊家佐村，蔣攸铦少時在該村三教堂（玉川寺）讀書。清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）中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嘉慶初年，遷御史，以敢言知名，深受嘉慶皇帝器重。曾任江西按察使、云南布政使、江蘇巡撫、江南河道總督，嘉慶十六年（1811），擢升兩廣總督。嚴于治盜，遴選勤謹干練的文武大員駐廣、肇、韶、連諸郡居中之地，分路搜截，飭令州縣官赴鄉村勸導鄉紳，使境內不得藏奸，舉劾嚴明，官吏都盡職盡責。擒獲為匪為盜的人700多名，自首者允許悔過自新，皇帝下詔對他特加褒獎。

嘉慶十八年（1813），應詔兩次上書陳言，認為民亂是由吏治不修所致。建議整頓吏治，對貪酷者要嚴參，平庸者也要隨時停職改用。認為用人之道，應該因才因地因時，得到皇帝的嘉許。他下令禁止英國艦船進入內洋貿易，禁止民人為洋人服役，鋪商不得用洋字店號，不準濫充洋商，及內地人私往洋館。嘉慶二十二年（1817），調任四川總督，禁鄉村設爐制兵刃，禁派捐累民。重修文翁石室，興學育人，以義倉租息作為灌縣都江堰每年維修費用。二十五年（1820），加太子太保。道光二年（1822），授刑部尚書。不久授直隸總督。值水災，先賑濟災民，請截南漕40萬石，賑款先后200萬兩，第二年賑濟告一段落后，開始治理畿輔水利，上疏言東西兩淀，大清、永定、子牙、南北運五河，及天津海口、千里堤，不可緩之工，請部撥銀120萬兩；又疏陳千里堤章程，規復兩淀垡船汊夫，移改管河員弁駐所，添建巡防堡房，都得到批準實行。命協辦大學士，仍留總督任。

道光五年（1825），拜體仁閣大學士，充軍機大臣，管理刑部事務。七年（1827），授兩江總督，晉太子太傅。道光十三年（1833）五月，因病請假離任，九月以任職滿3年，奉旨來京供職，北行時，以原奏辦鹽梟黃王林案未協部議，革職，補兵部左侍郎。十月十八日至平原驛病重，二十二日逝世。朝廷念其歷任封疆平日辦事尚屬認真，著加照尚書例賜恤，加恩賜葬，葬于滿城石井村真姑峪。蔣攸铦精敏強識，與人見一面談一言，過數十年記憶絲毫不差。他勇于任事，尤其長于察吏，熱心舉薦賢才，所舉薦的人都很有作為。

常鳴盛（1770~1820）字和聲。雄縣茫茫口村人。出身于農家，少年拜師學武。清嘉慶元年（1796）中武進士第二名，授御前二等侍衛。后封為昭勇將軍。嘉慶八年（1803）任山東武定營游擊。十年（1805）授濟南府扶標右營游擊。十六年（1811）升萊州府即墨營參將，整軍練武，嚴守海防。

嘉慶十八年（1813）九月，在河南、直隸、山東三省交界地帶和京畿地區爆發天理教民變，先后攻占了河南滑縣，直隸長垣，山東定陶、曹縣等地。山東巡撫急調常鳴盛會剿，常鳴盛身先士卒，多次獲勝，擒獲天理教在山東的首領蔡興旺，因功升登州府文登營副將，旋署登州府總鎮，封武顯將軍。嘉慶二十五年（1820）四月十二日卒于任上，歸葬于故里茫茫口村南。

齊正訓（1772~1824)字鯁言，號竹溪。高陽龐家佐村人。少時從兄齊正宜讀書，嘉慶四年（1799)中進士，授貴州清吏司主事，審理案件明允公正，未久調任甘肅鎮番知縣。其地百姓依靠山水灌田，城西引春水，水盛時田多被沖沒；城東引秋水，但水寒而使地鹽堿。百姓無以為生，逃亡殆盡，拖欠租賦難以計數。

齊正訓上任后，即計劃開鑿渠道，借城西余水灌溉城東田地。考慮工程費數額巨大，縣貧瘠無法籌措，遂欲提取國庫白銀5萬兩，交當鋪生息以作修渠費用。于是召集縣內商賈士民商議，眾人怕擔責任，誰也不敢說行。他毅然決定興工，并告誡鄉紳工頭：“我擅動餉銀以興水利，是置身家性命于度外，若有偷工減料壞我大計者，立刻投諸渠中，以謝百姓!”遂赴開渠工地，規劃工段。動工后，吃住在工地，與民同甘苦。后工費不足，便搜尋縣署余力以繼之，仍不足，百姓則自備干糧義務出工。渠成，是年獲得大豐收，且使瘠地變為沃壤，百姓為他立長生祠以記其功德。逾年調任平番（今甘肅永登），百姓送行者百里不絕。旋升洮州廳（治今甘肅臨洮）同知。正值卓尼土司病故，族人為其繼承人問題糾紛不止，齊正訓斷然讓其胞弟繼承，族人信服，糾紛乃止。數月后署理甘州府（治今甘肅張掖）知府，適逢欽使查辦全省官虧，吸收齊正訓主持清查局。

齊正訓以各級官吏具備才德與否而定去取，庸庸碌碌貪贓枉法者，予以嚴斥罷免，德才兼備清正廉潔者給予升遷重用。后調守嘉峪關，治兵嚴整，重用武弁中有技勇者，以備不測。該地干旱少雨，遂引南山雪水灌田。但各村堡互相爭水，引起糾紛，幾成大案。齊正訓親自為其劃定疆界，規定取水范圍，事件得以平息。總督松筠、固原提督楊遇春都贊賞其才識，以諳熟邊務舉薦給朝廷。道光元年（1821)，改任云南普洱知府兼護迤南兵備道使，邊民安居樂業。

盧坤（1772~1835）字靜之，號厚山。涿州人。盧坤幼好讀書，但對科舉不感興趣，而醉心于詩詞古文。21歲時，其父赴山東游幕，臨行時，盧坤問父親歸期，其父說：“我以家累幕游，除非你科舉為官，我哪有什么歸來的日期！”盧坤聽后淚流滿面，從此一心專攻舉業，清嘉慶四年（1799)中進士，改翰林院庶吉士，嘉慶六年（1801)散館授兵部主事。嘉慶十六年（1811)隨皇帝木蘭秋狩，校射布靶，連中三箭，賞戴花翎，次年升郎中。后曾任糧儲道，廣東惠潮嘉道，山東兗沂曹濟道，湖北按察使，甘肅布政使。道光元年（1821)升廣西巡撫，次年遷陜西巡撫。道光五年（1825)母親病故回涿州守制。

道光初年，新疆回部首領張格爾率兵起事，道光六年（1826)張格爾又從國外入境，占領新疆喀什噶爾等城。清政府決計進剿，以盧坤熟悉陜甘情況，馳命在家守制的盧坤立刻進京，盧坤進京后，道光皇帝連續召見七次，命他去陜甘為大軍圍剿張格爾準備軍需、糧餉、運輸事宜。盧坤圓滿完成了此項使命，次年被授太子太保銜，頭品頂戴。道光九年（1829)，任湖廣總督，任內多有建樹。道光十二年（1832)，鎮壓以趙金龍為首的湖南江華縣瑤族、廣東瑤族起義有功，被清政府賞戴二眼花翎。同年調任兩廣總督，兼署廣東巡撫。

道光年間，英商在廣東沿海以貿易為名大肆販賣鴉片，并駕船進入我國內海。道光十三年（1833)8月，英國領事律勞卑來廣東，聲稱貿易，派船兩次乘潮水漲發進入內河，我海防炮臺開炮轟擊，而英船隨拒隨行，直到黃埔停泊。盧坤派兵建閘，堵住了英軍進出之路，英軍膽怯，只好認罪，被盧坤派兵押送出境。同時盧坤在廣東沿海清除漢奸，抓捕鴉片煙商李亞祖等人。道光十五年（1835)，為防止英國人繼續挑釁，派人在珠江入海口附近修筑多處炮臺，并加緊訓練士兵，以防不測。同年8月逝于任所，謚“敏肅”。道光五年（1825)盧坤為其母在涿州守制期間，與知州秦承霈共議建鳴澤書院，盧坤捐銀萬余兩，充書院基金。

陳嘉謨（生卒不詳）字良弼。阜平人。清嘉慶九年（1804）中舉人，二十四年（1819）中進士。家居授徒，潛心好學，每讀史書必綜覽一代的興廢，以探究其中的得失。尤其喜歡漢唐以來的名臣奏疏，并手抄成卷，朝夕披閱吟誦。他傳授生徒以性理為宗，循循誘導，受到士林的尊敬。他待人接物誠懇，常常為鄉里鄉親排難解紛，所以他在世時，其所在鄉里沒有打官司的。他還擅長醫術，凡登門求醫的人，無論貧富他都悉心醫治。48歲時去世。

陳瑞鴻（1830年左右在世）字步逵。清苑人。好讀書，嗜酒，中年時因病造成耳聾，自身殘疾，又缺良醫，遂自習醫藥，以至廢寢忘食。后成良醫，看病如見肺腑，藥到病除，遠近都知這位“陳聾子”先生。著有《德星堂醫案》、《醫術拾遺》多卷。